曹小麓
我1969年从武汉柴油机学校毕业，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热处理车间。1980年考入中央电视大学脱产学习三年，1983年毕业回厂任工艺科专机设计组技术员。这年我已35岁，本以为上班搞几项设计，下班相夫教子，平平淡淡就度过了下半生。谁知，1984年德国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一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使我受到终身教益。
用千分尺考核检验科长
1984年9月，格里希来厂，我从事专机设计并没有直接接触他的机会，但不断传来“洋厂长”如何严厉的消息。特别是他提出开除总工程师赵海音、检验科长张福生，简直是石破惊天。因为那是计划经济年代，大家吃着大锅饭，被厂长开除闻所未闻，全厂职工都紧张起来。
1984年11月24日上午10点多，一位厂领导到我办公室通知下午下班后，格里希要对我进行考核，要我赶紧到厂计量室突击学习一下使用计量器具。这一天，我的心情十分忐忑，不知道参加考核的有哪些人，更不知道为什么要考核我，如果考核不合格会不会被开除？越想越紧张不安。
下班后，我来到厂设计科所在的小楼，只知格里希在二楼有一间办公室，就站在走廊上等待考核。我一个人在那儿，一些问题反反复复在脑海搅扰，等待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也不敢去吃晚饭，担心格里希随时出现。直到6点多钟天黑了下来，格里希和翻译余维浩、武汉市“四人小组”一位领导及几位厂领导，从车间回到小楼，他们同样都没吃晚饭。
这时我看到设计科三位工程师，猜想他们也是参加考核的吧。待格里希坐定，“四人小组”的领导说，三位工程师配合格里希工作，拟担任中方厂级领导。格里希同他们进行了简短交流，然后考核就轮到了我。
1984年11月格里希考核曹小麓
当我听到“四人小组”领导介绍说，准备推荐我担任检验科的工作时，心中大吃一惊。全厂都知道格里希非常重视质量，刚刚开除检验科长，检验科又是他亲自主管，把我调进检验科，那不是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吗？
来不及考虑，格里希表情严肃开始考核，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量具，他拿起一个校准光滑环规和一把内径百分表，要我测量和读数，我顺利完成。他又拿出几把外径千分尺，分别锁死，要我将读数写在一张纸上，每读写一个就递给他检查一次，只听到他说“ya、ya”。
最后，格里希拿出一把从德国带来的内径千分尺，锁定位置要我读数。这种内径千分尺，在我们厂从未见过，一旁的厂领导紧张不安，有人远远瞧了一眼就想传递答案给我。格里希示意不许说话。我仔细观察内径千分尺，虽然没见过，但理解千分尺刻度原理，快速分析出它的刻度正好与外径千分尺刻度相反，那么应该反向读它的刻度，写下了正确读数。格里希看过，一边说“OK”，一边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格里希来厂后发现了许多问题，常常对劳动纪律散漫、生产管理松弛、产品质量低下不满意，甚至发脾气。这次他伸出大拇指，让在场的领导长舒了一口气。我在笑，却笑得有点羞涩和紧张。
这时，我听到“四人小组”领导在问格里希，对几位考核对象的工作如何安排？格里希回答三位设计科工程师先跟着他工作几天，他需要观察他们的工作态度；对我则同意到检验科工作，同时提出三条要求，大意是要认真对待质量检验，深入生产一线关键岗位，控制零件质量，不希望在办公室里看到我。
离开格里希的办公室，繁星满天，我仍感觉恍惚，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我就这样被推到风口浪尖了吗？我该怎样配合格里希的工作？我原本以家庭为中心的人生设想完全被打破，该怎样以工作为中心又能兼顾家庭呢……思绪万千，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没有劳资科调令，只有“洋厂长”一句话，我就到检验科上班了。三天后，格里希任命卢工程师担任检验科科长，文工程师和我担任检验科副科长，大力加强检验科工作。
送给我德国游标卡尺
1984年，中国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厂里的车间主任、科室科长几乎都由50岁以上的男性老工人担任。尽管党中央对选拔干部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但人们的观念还固守在旧的思维模式里。听说格里希任命了一名年轻女工当检验副科长，人们议论纷纷，开始“人肉”我。一起底，原来只是一个热处理的女工！最盛行的传言是，“格里希提拔了一个热处理青工，连游标卡尺都不认识，还当检验科长？”
那年我已36岁了，现在看来并不年轻，但当时还被看作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我也特别理解那些传言，因为热加工和冷加工的确有很大不同。
按照格里希的要求，我每天都直接到机加工车间工作，和检验员一道控制零件加工质量，防止出现批量事故。格里希每天都会出现在大件加工车间，他非常重视曲轴，凸轮轴磨削加工质量。遇到我，他耐心告诉我零件表面粗糙度对柴油机整机寿命的重要性，亲自示范怎样用带有刻度的放大镜检查零件质量。为了方便我的工作，他专门从德国先后带来两个放大镜（一个带有刻度）送给我，要我随身携带经常使用。
格里希先生深入到装配车间查看轴承盖加工及清洁质量
那时候，我国的表面质量标准是光洁度，光洁度级别的判断是用标准块比对。可是，标准块只有一套在厂计量室，车间生产一线的检验工，只得完全凭经验、凭视觉判断光洁度是否达标，检验方式确实不科学。
格里希有一个蓝色手提工具箱，装着一台从德国带来的表面粗糙度检查仪器，到车间自己测量曲轴、凸轮轴的表面粗糙度。看到我和检验员很感兴趣地围观，他就手把手教我使用，讲解表面粗糙度值与光洁度的对应关系，要求我每天都要用仪器测量，并将结果上报给他。他把这台仪器交给我，后来我把仪器交给计量室，要求曲轴、凸轮轴检验员每天抽样送检，形成必检项目，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为了方便我控制零件加工质量，格里希又送给我一把从德国带来的数字显示游标卡尺。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数显量具，这种游标卡尺好先进，连盒子里垫着凸凹不平的泡沫塑料，都觉得真高级啊！
格里希在大件加工车间巡回，发现检验员在测量孔的尺寸时，用千分尺校对百分量表，结果有较大误差。当时厂里只生产S195柴油机，生产的零件孔径是固定的。格里希找来工具科长，要求他按产品尺寸订购一批校准光滑环规，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这批环规很快投入使用，我们立即把它列入了计量器具名录，建立了定期检测制度。
对有良好职业道德、认真工作的检验员，格里希几乎是手把手教，不厌其烦地讲解。对那些把检验岗位当作“养老”的检验员，他就十分愤怒，批评是相当严厉的。
大件加工检验组没有专门检验室，是在机体加工线的末端放一块平板，质量测评就在粉尘飞扬的车间进行。格里希感觉环境对测量数据有影响，他一方面安排在最先进的坐标镗床上检测机体各孔坐标，一方面要求安排一个专门检验室。很快，我们搬进了三车间大门旁的房间，月度大件质量测评的条件有所改善。
我作为检验管理人员，深入生产一线，亲手检测控制零件质量，对检验人员工作作风的转变，对机加工零件的质量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大家看在眼里，那些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车间，我总是到中班生产比较稳定后才离开。下班后，我还借阅有关柴油机构造和理论的书籍，研究S195柴油机的全套图纸，对各个部位的配合尺寸进行分析并牢记下来。我也查阅了所有机加工零件的工艺卡，对加工工艺过程和要求了然于心。这些都是做好检验工作必备的条件。我体会到，检验科长远远不是人们想象的会测量会用量具就能胜任，而是如格里希要求的那样，需要有全面知识，并能深入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
邀请攻关组共进晚餐
1985年4月14日，厂领导班子调整，卢工程师担任了厂党委书记，文工程师担任了负责销售的副厂长。
5月，我被任命为检验科长，直接在格里希领导下工作，每天早晨要参加他主持的半小时碰头会，汇报产品质量情况和整改进度，管理140多位检验员和9个车间及计量、外协等12个检验组，协调生产、销售及车间科室关系……责任重大，任务繁重。
前期的工作经历，的确让我看到产品质量的许多问题，职工质量意识薄弱，劳动纪律涣散，设备仪器又落后，随时都会出现各种不可思议的质量事故。例如，机体与水箱的连接螺孔，为了防止水渗漏到机体内部，是不允许钻穿的，但由于操作工和检验员责任不到位，出现了大批量钻穿的事故，而且是流入到装配线才被格里希发现。再例如，机体上的缸盖螺栓孔，加工工具机用丝攻已经磨损却没有检查，盲目加工的大批机体流入到装配线上，缸盖螺栓成批量不能装进机体的螺栓孔，严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检验员曾被看作是舒服的“养老”岗位，有中层干部家属，有托关系走后门来的，也有生产线不好管理的刺头，有临近退休的老工人。而格里希对检验员的素质要求是：受过职业培训，精通计量器具使用，勤奋而有责任心的优秀职工。
所以，我走上检验科长岗位时感到压力很大，每天都处于紧张状态，更害怕空中随时响起的“广播找人”：“检验科曹小麓请马上到装配车间总装线上去。”听到后，我的心往往如坠深渊，不知道又出了什么重大质量问题，急急忙忙放下手里工作，加快脚步赶往总装车间，准备接受格里希暴风骤雨般的震怒。有时人在铸造车间或机加工车间，因噪音太大没有听见，被在场工人提醒后，恐怕格里希等待时间过长更加生气，我更加焦虑不安。
越是担心，越要出事，当上检验科长没几天就碰上一件事。
为了保证柴油机的使用寿命，针对整机清洁度，格里希做了大量改进工作。在铸造车间更新了泥芯盒，率先给泥芯刷石墨粉；型砂的操作到现场调研指导，甚至在砂尘弥漫的清铲岗位亲自给操作工人和检验员示范，讲解清铲后的机体怎样才算达到了质量要求。可第二天，他再到清铲岗位检查，工人没有按他的示范操作，依旧马马虎虎了事，机体毛坯内部的跨砂也没有清理干净。更可气的是，检验员远远坐在车间外喝茶抽烟聊天，格里希到了还坐着不动，甚至发生顶撞。格里希对不负责任的检验员不能容忍，非常愤怒，宣布了开除他的决定。
这一下，检查员这才慌了，到处找我去为他求情，下班了也不回家，跟在身后承认错误表示改过。我找了厂领导，请他们出面做工作，格里希同意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检验员也履行诺言，完全变了一个人，认真把关，使铸件的清铲质量得到保证。
对于检验员的素质，在格里希担任厂长初期，就要求每天进行半小时的测量训练。因此开展技术练兵，组织测量竞赛，严格进行考核。每周，由我给检验员上一次课，上课时间要上报格里希，他会不时带着翻译来听课检查，不能有半点虚假。
在格里希的要求下，全厂检验员穿上了专用的红色检验工作服，在生产线上巡回时有了权威性，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能坐着不动，随时接受大家的监督。
格里希厂长在检验科的专用工作间里，亲自检验机体零件上缸盖连接螺孔的坐标尺寸
格里希常常交一些质量攻关任务，印象深刻的一件是：他发现不清洁的机油泵装在柴油机上，通过机油把铁屑等污物直接送到曲轴颈和轴瓦之间，造成轴瓦拉伤。碰头会上，他把清洁机油泵的攻关，交给了工艺科黄科长、总工办胡工程师和我。
我们和总装车间副主任一起，选择了几十个机油泵，亲自拆卸，逐个清洗，安装成机油泵总成再次认真清洗，做上标记。我们认为工作很仔细，应该万无一失了，才放心离开总装车间。第二天上午，“广播找人”响起，我们匆匆赶往总装车间，格里希等在那里非常生气，声音很大，语速很急，严肃批评我们为什么不认真清洗？把用吸铁笔吸出的铁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只能无言以对。
为什么反复清洗过的零件还是有铁屑？我们分析是在磨削加工过程中，零件产生了磁性，外协厂家没有退磁处理，靠清洗也不能消除磁性残余。分析结果报告给格里希，他马上和我们一起挑选了第二批试验机油泵，到机加工车间退磁机上退磁，送到总装车间认真清洗吹干，然后一起检验，无论是吸铁笔还是白色手套，都没有任何污垢。
离开总装车间天已黑了，格里希很高兴，笑着说“太阳下山了，还有月亮。”意思是为了解决问题，加班加点很正常，并热情邀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吃晚饭。几个小菜上桌，他的心情比较好，用中文对我们说：“格里希喜欢莴苣包菜。”我们都大为惊讶，他竟然能够说这么长的中文句子，而且很清晰。我倒觉得很惭愧，我的年龄几乎比他小了一半，和他一起工作了好一段时间，竟然没有学会说一个德语单词，看到了和他的巨大差距。
从第二天开始，所有机油泵出库后，首先到机加工车间退磁处理，直到厂工艺科协助外协厂家制作完成退磁机处理为止。这只是格里希解决质量问题的一个很小例子，小到在他的日记里都没有记录，但可以看到他一抓到底的决心和严肃认真的态度。
提高质量不要靠迎接检查
格里希对外协件的质量十分重视，而检验科对有些外协零件如柴油机水箱没有检测手段，只抽查个别水箱的连接螺孔距离，就直接投入装配线上安装。到最后的柴油机试车环节，有的水箱因砂眼而漏水，造成返修。
1985年1月格里希厂长在装配车间用磁铁棒和手电筒检查正在装配的柴油机清洁情况
外协件机油泵原来没有检验手段，只检测安装尺寸，在格里希的安排下，机修车间制造了一台机油泵试验台，让这个重要零件有了压力测试项目的检验。曲轴是柴油机的主要零件，曲轴材料是球墨铸铁，铸造毛坯由武汉铸造厂供货，格里希亲自到武汉铸造厂商谈提高曲轴铸件质量事宜。
但是，格里希对待质量又是实事求是的。他看到，曲轴机磁力探伤检验后，丢掉了很多已完工了的曲轴（据格里希日记每天有60根之多），就询问检验员这些曲轴的缺陷是什么？得知探伤发现的裂纹大部分只是表面的砂眼和气孔（凸轮轴也有同样的情况）时，他认为这对柴油机没有大的影响，这种标准不合理。他给大家算经济账，把有气孔的曲轴装进柴油机进行耐久试验，果然对机械性能没有大的影响。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设计部门修改相关标准，减少了曲轴的报废。
格里希一直抓住提高产品质量的“牛鼻子”不放松，视用户为上帝，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
我到检验科不久，机械工业部委派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组成检查组，来厂抽查产品质量，三台柴油机中有一台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手摇启动成功，据此将全部产品判为不合格品。这个结果，对我厂产品声誉的影响非常严重。
1985年7月26日，格里希回国休假前，我在会上发言：“格里希厂长休假期间，我们要控制好产品质量，准备迎接部检查组来厂复查产品质量。”格里希立即插话：关于质量检查，大家不必看得非常认真。质量提高不要靠迎接检查，这是生产厂家本身的职责，不在于检查不检查。如果你质量抓上去了，不用害怕检查，人家想什么时候检查都可以。为了检查而检查，那不是搞生产、搞技术人的科学态度。
我们的指导思想要明确，抓质量绝不是为了检查，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质量观念，没有质量就没有生存。只有你的质量搞上去了，莫愁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即使获得部优又怎么样？难道就满意了吗？我们的奋斗目标不是部优，而是让世界上的用户称好。
有一次，我给格里希介绍农机部质量检查标准：合格品合格率是90%，一等品合格率是93%，优等品合格率是96%。格里希连连摇头说，我们的质量要求是100%，如果有1%的产品不合格，那么对于买到这台柴油机的用户来说，他拿到的是100%的不合格品，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们要做到100%合格，要延长柴油机的使用寿命，让用户100%满意。
把产品看成自己的心肝宝贝
跟格里希一起工作，常常得到耳目一新的观念，提升了我对产品质量的认知。
以前，装配完成的柴油机，运到试车房测试时，油底壳直接着地，东倒西歪摆在走廊，全厂习以为常。格里希看到了绝不能允许，找来工艺科长，要求将柴油机摆放在工位器具上，不能让产品还没到用户手中就磕碰坏了零部件。
1984年10月中旬格里希厂长与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拆解试车后的柴油机，分析柴油机质量
柴油机发放合格证后入库待售，但“入库”就是把柴油机裸放在露天，任由风吹雨打日晒夜露，大家上下班经过见怪不怪。格里希看到了心急如焚，马上叫来相关人员，很快盖成一间成品库。
同一个现象，为什么我们熟视无睹？为什么格里希视为严重问题？这是因为格里希把工厂看成自己的家，把产品看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肝宝贝，不能忍受任何损害。而我们缺乏这种情感，当然就视而不见了。
通过这些生动的现场教育，我也学着把产品视为自己的孩子，果然就会产生心痛的感觉。我把格里希的质量观念，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全体检验员，大家的质量意识提高了，也都非常迫切希望解决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让曲轴检验员胡敏华、李敏之按照设计图纸检查曲轴的全部尺寸，发现液压仿形机床加工的一个曲轴齿轮台阶超差，而这个台阶在图纸上没有标注公差要求，也不需要精加工，所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但就是这一超差，造成了齿轮在啮合时，齿面与台阶的摩擦切削。
我们马上找来工艺科和三车间工程师一起研究，技术人员迅速重新设计了仿形靠模，工具车间很快制作了新的靠模，一举解决了问题，并使燃油消耗率大幅降低，整机清洁度得到提升。
我的工厂，我的柴油机
格里希虽年近七十，但我很难跟上他的工作节奏，因此常常受到严肃批评。
这些批评，很多确是检验管理环节出现了漏洞，我只能接受，在后续工作中改进。有的批评我觉得不是检验的责任，就感到非常委屈。一次碰头会上，格里希对一项事故提出严肃批评，并追究责任单位，与会者一下子就说是检验科。我委屈得当场就哭了，然后闹情绪，一天呆在办公室，不去车间处理问题，恨不得马上卸下检验科长的差事。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格里希到办公室找我。他没有发脾气，非常严肃地说，我们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批评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只有不断努力才能把产品质量搞上去，这也是为了全厂职工和家属们。他说了很多话，让我感到很惭愧，我是一个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年轻人，思想觉悟还不及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退休人员。他没日没夜工作，对工作的要求往往不为我们理解和接受，仍然坚持不懈，而我缺乏主人翁精神，才出现了这样患得患失的“罢工”，确实太不应该了。从此以后，我正确对待各种批评，思想和工作都有了提高。
1985年4月格里希厂长在铸造车间造型机旁，和工人一起查看机体砂型的质量
格里希常常苦口婆心告诫全厂职工，希望大家把工厂看成“我的工厂”，把柴油机看成“我的柴油机”，为了全体职工和家属子女，把产品精心制作好，把工厂发展好。一次碰头会上，格里希又说到工厂发展关系到子女的就业和生存。他问卢书记，你的孩子将来会到武汉柴油机厂工作吗？卢书记回答不会。他又转而问我，我也说我不希望他到工厂工作。可能这些回答让他有些失望，他说好吧，虽然你们的孩子不到这里工作，但会有很多工人的孩子要依靠工厂就业，我们把工厂搞好了，工厂有发展，也是为了全厂职工的子女们。搞得不好，工厂会倒闭，职工的生活就会有困难。
当时，我们听着他的话，觉得是杞人忧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绝没有想到，这一切不幸被格里希先生言中了。
有一次，格里希问我，能不能到我家做客，我说不行。我们厂原址是武汉市行政学校，我住的宿舍是过去的教室，24平米用三合板隔成两间住两家人，在走廊做饭，环境较差。这样的宿舍有三栋，我不想让一个外国人看到我们简陋的居住环境。但是后来听邻居说，格里希去了我住的宿舍查看。不久，他向武汉市领导申请为职工修建宿舍，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市政府批准新建了三栋宿舍楼，格里希离任后回厂探望，特地询问我有没有搬进新宿舍楼，听说我分配到一套房时，他非常欣慰。
格里希深入基层，对大家的情况很了解，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干得好的也很少表扬，但都记在脑海里。每当他回国休假，都会带回一些小礼品，送给他认为工作努力的工人和干部。我得到过他精心挑选的镀金掐丝百合花胸针、银戒指和丝裤袜等礼品，他希望我们喜欢。
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已过去38年了，随着时间流逝，虽然很多具体事有所淡忘，但他管理一家国有企业，对武汉柴油机厂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冲击，都是不可磨灭的。
格里希先生送给曹小麓的带刻度放大镜和5倍放大镜
格里希厂长送给曹小麓的镀金掐丝百合花胸针、银戒指
打捞江城记忆钩沉三镇往事
清同治黄鹤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