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立之初，经济极为萧条，天下百姓经历秦朝剥削，加之诸侯战乱，可谓是皆为贫民。在《汉书・食货志》中有记载，汉初皇帝出行找不到颜色相同的马匹，而将相索性用牛车。
在从上至下皆为贫困时，商人却在其中大发其财，当战争甫息，各业开始“恢复”时，自然需要依赖商贾，贸迁有无，以资调剂。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这些商人多以屯贱卖贵，造成人为的“饥饿营销”之后，才以随心价格出卖，商人从中赚取了暴利。
商业日益发达，当西汉时，大商贾的生活极为奢侈，有的大商人甚至富可敌国，其规模之大难以想象。针对于这一形式，汉朝帝王使用一系列政策对商业进行限制，这些抑商政策一定程度解决了西汉初年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
汉朝初年的商业概况西汉初年商业极为发达，商人活动的范围不在局限，从汉朝都市到西域、印度及罗马等城市，皆有中国商品流入。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金币、布帛等。自武帝通西域以来，中国商品也随之进入。
在《汉书・张骞传》上曾经记载“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其实就是古印度，说明此时我国已经开始与印度贸易。根据西史记载，中国丝绸流入罗马更早，通过安息国家作为中介与古罗马同上。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当时安息人还阻止中国，罗马直接往来，专由自己操纵交易从中获取利润。由于贸易的发达，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西汉初年虽然国家贫困，但是商人们却赚的盆满钵满。
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西汉统治者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来限制商业。汉朝推行的抑商政策，可分消极、积极两种。消极方面的政策主要是降低商人身份与社会地位，让他们与普通的国民有差距。
比如刘邦直接下令让商人不得衣丝乘车，而西汉孝惠皇帝时期，则下令市井于孙不能仕宦为吏，限制商人的子孙参与政治活动，由此可见商人的身份低于平民。
在汉武帝时期，汉颁布了守卫边疆征调的“七科”（既七种人），分别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在这七种人里面，商人已占其四，商人直同罪犯一般。
除此之外，汉王朝使用增加赋税的方式限制商人，贾人和商业取利者需要自己据实估价，然后报官。当时这一政策被称为“算缗钱”，说得通俗易通一点就是计算商人的资本税。经营商业取利和放利贷钱取息的资本，二千征收一算。手工业的制品则四千算一次。身非为吏之人（不做官的人）一年计算一次。除此之外，商人使用的货船如果超过五丈也要计算税费。
汉王朝推行的限制商业措施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例如盐铁国营，盐铁专卖就是积极的一面，收归盐铁经营去按以后，彻底杜绝了富商累万金而佐国家之急这种不利现象。
除此之外，汉武帝时期的平准法也是对社会较为积极的一项政策，这一政策简单理解就是在一国的中心所在地设一大堆栈，以收集各处运来的货物，价高则卖出，价低则买进，使富商大贾不能操纵无价，从而杜绝商人因缘为利，而且物价也得到了控制。
在这中间产生的利润也复归于公，均输法政策是平准法的相似政策，这项法律要求各处置均输官，直接收各地的贡物输于各地，不令商贾转贩。他方出贡物的则须缴纳往时，交由商人贩运并收取运费，这项政策也是为了收取一定的利益，减少商人得利。
降低商人身份是“表面文章”这些限制商业的政策是否具有效果？汉代重农，重农的结果是受到压迫者只是豪富，于直接生产者农民没有多大关系。那么抑商的功效如何？我们看到汉朝有政策贬低商人的身份，不使商人仕官为吏的，而到汉武时，营盐铁商的则多为吏。
山东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铁商孔仅，则为大农丞，等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了。而洛阳大商人桑弘羊则做了御史大夫，乃三公官，比今之各部部长还大，到后汉时期也是相似的情况，没有一点得到改善。例如樊弘之家在建武五年，亦被封为长罗侯，位仅次于三公。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贬低商人身份，不使仕官为吏的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新剥削者的产生再如盐铁国营及官卖的，虽然商营盐铁，在民间还有选择的自由，在《通典・食货十》里记载当地县官做铁器，价格高还强制百姓去买。如果百姓不接受政府的相关政策，会被“木耕手耨”由此可见，抑商未能见效，却又切切实实地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
再比如平准均输这些政策，由于立法管理不善，大权聚集在官僚政治之下，万物会集于官府，一些官吏开始操纵物价。造成物价腾跃，酷吏逐渐代替了商人的角色，甚至被称为奸商也不为过，后期出现了行业垄断，新的剥削者就此产生。
由此可见，汉朝初年抑商政策并未起到真正遏制商人的作用，不过这些政策也有积极的一面，皇帝通过这些政策解决了汉初的经济危机，正是解决了经济问题，汉武帝才能圆征讨匈奴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