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
张舜徽（1911-1992）
按语：《壮议轩日记》为张舜徽（1911-1992）早年残存日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湖南图书馆搜集，经张先生“参校前后”，定为“讲学湖南者三册，讲学兰州者一册”。日记存稿约二十万字，分“居湘编”“入陇编”两部，前者写于1942年秋至1944年冬，为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北平民国学院任教及躲避日本侵略军于宁乡、湘乡时的经历；后者写于1946年9月至1947年元月，为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时的经历（关于日记基本内容和价值介绍，参阅周国林《君子之于学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读后》）。
张舜徽先生致函湖南图书馆保管部负责同志信函手迹（1984年8月2日）
1942年，年甫三十的张舜徽受钱基博、马宗霍二前辈之邀，至位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今属涟源市）的国立师范学院执教鞭，是为任“大学师”之始。本年11月3日记：
余生于辛亥七月。去秋三十已满，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如斯，因取《大戴记》之语，名所居曰“壮议轩”。以期昕夕省惕，庶几免于无业之讥。非敢高论以忤俗也，实欲诵先正之法言，无违于正，以免俗耳。（《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97页）
按“壮议”一语，源出《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可见张舜徽青年时期志于学问，目标之大，进学之猛。按今人日记分类标准，《壮议轩日记》大概可归入“学人日记”，每日所记以读书札记为大宗，抄撮典籍原文外，也有许多“论议”之言；又多记学人交游、问学，事迹有相当生动者，无疑是非常宝贵的现代学术史研究资料。近年来《壮议轩日记》影印本常置案头，读之不倦，时有心会。《壮议轩日记》蕴蓄精义不少，惟犹偃鼠饮河，但取满腹，此处只能择思之所寄、性之所耽者敷说二三，所谓不贤者识其小也。
《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一
1942年10月24日，在蓝田国师，“阅黎劭西（锦熙——引者注，下皆同）所撰《钱玄同传》”，张舜徽回忆起“北游时尝以杨遇夫（树达）先生之介，而往见之”的情形，从而引发对于钱氏学术“平日所以昌言于众者，不免新奇可喜，其自立及与同道者论议，则否”的一番评议。当日有钱玄同（1887-1939）在场，而湘、浙两地学人竞短争长、公然较劲的一幕，尤令他印象深刻：
偶又忆及昔在吴检斋（承仕）先生所，纵论三百年学术盛衰之由，吴极称其师小学足以集清儒之成，复讥湘人言经者多不明训诂，于音理尤茫然，且曰叶奂彬（德辉）刻《六书古微》，初成即以质之余杭（章太炎），余杭笑谓：“此矿区耳，犹待吾为开采而后可用也”。吾闻吴言，而中心恧然，即应声对曰：“湖南人之矿，终待湖南人发掘之。”时钱氏在座，吴顾谓钱曰：“此其志不在小，可畏也。”相与大笑不已。此十年前事也。言犹在耳，两公已先后下世，而吾离丧乱，碌碌如斯，追忆往情，不胜惘惘。
按，张舜徽早岁自学，十七岁其父过世，1928年始“负笈出游，求师觅友”，始至长沙，继而“北游”，蒙四姑夫余嘉锡（1884-1955）“揄扬绍介之力”，在“人文荟萃，得风气之先”的北平“博访通人”（据其晚年回忆：“时先生任辅仁大学教授，又以目录学施教于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各校。日有名流、学者登庐谈叙，舜徽因先生之介，多识通人。其时以专门名家者，经学则有吴承仕；文字训诂则有沈兼士；音韵则有钱玄同；史学则有陈垣、邓之诚；诸子则有孙人和；金石则有马衡；文辞则有高步瀛，皆一时显学，有声黉序间。舜徽咸从奉手，有所受焉。”见《忆往编·湘贤亲炙录》），眼界为之一开，同时“吾湘前辈若杨树达、黎锦熙、骆鸿凯诸先生，咸任教各大学，舜徽以同乡后进，时往请教，往来尤密”，自谓在平时期是学问蜕变的阶段，“左右采获，为益无方，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盖无逾于此时”，“裨广见闻，愈于在湘远矣”。
吴承仕（1884-1939）
当年在章门弟子、北师大国文系教授吴承仕（1884-1939）北平寓所发生的这一场“清学”论争中，大有一点“地域黑”的味道。出身皖籍的吴承仕颇不以湖南学人的学问程度为然，专攻其“不明故训”之陋，而盛称乃师章太炎（1869-1936）“小学足以集清儒之成”，并举湘人叶德辉（1864-1927）《六书古微》为例，太炎似有不屑一顾之态，直视此学为“犹待吾为开采而后可用”的专属矿区。
有意思的是，叶德辉祖籍江苏吴县，生在湖南长沙，自称“半吴半楚之人”，在学术旨趣上有意接续三吴汉学之余绪，对当时湘人所宗的王闿运并不佩服，而有“侍讲乃六朝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之讥（《郋园学行记》，《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4期，第109页）。章太炎以为湘人不通小学，尝谓“大抵湘中经学亦杂沓，然有一事则为诸家之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支伟成：《章太炎先生论订书》，《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其实对叶德辉还高看一眼，许他为“读书种子”。但在“通人”汇聚的北平，章门高弟钱玄同、吴承仕等人在座的场合，面对江左学人咄咄逼人、不留情面的傲慢言论，张舜徽年轻气盛，不甘低头，终究按捺不住，遂而发出“湖南人之矿，终待湖南人发掘之”的豪语。
二
1932年2月至5月，章太炎北上，讲学于北京大学、北平高等师范学校、燕京大学各校，章门弟子执礼谨然，各派学人纷纷请益问学，影响所及，相当深远，“似乎象征着五四以后学术文化界新旧南北之间的冲突离合，经历长期调适，重归以平实而致博大的轨道”。（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在此期间，两位湘籍在平学人，任教于北师的杨树达（1885-1956）与任教于辅仁大学的余嘉锡多次往谒，请其奖掖，以印证学识。
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33年3月30日，“章太炎先生及黄季刚（侃）已来京”，次日即“偕余季豫、吴检斋谒章太炎先生”。4月3日复记：“吴检斋以电话招余至鸿春楼。告余方从章先生寓来，先生谓渠云：‘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积微翁回忆录》）其时黄侃（1886-1935）亦附和云：“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而学问过之。《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见《积微翁回忆录》1932年5月26日条，同日并录陈寅恪语：“湖南前辈多业《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前辈矣。”杨树达附记：“余于《汉书》治之颇勤，亦稍有自信。两君当代学人，其言如出一口，足见真实之业自有真赏音，益喜吾道之不孤。”）
杨树达（1885-1956）
章太炎自信力过人，“湖南前辈”小学功夫全然不在话下，唯独嘉勉杨树达之“精审”，所谓“智殆过其师”，此处“师”者，即指叶德辉而言，无怪杨氏受宠若惊，“先生奖籍后生，令人愧悚”（按杨树达与其兄杨树榖早年从学于叶德辉，后以“受业门人”身份为之纂辑《郋园学行记》）。黄侃在章门弟子外，只许可余嘉锡、杨树达二人有“治国学”的“教授”资格，后一人精研《汉书》之学力已“突过”乡前辈王先谦（1842-1917）。阿好之辞，自多溢美，当然不能“语语信为诚然”，杨树达日记屡载学界“奖藉之语”，乐此不疲，除了“姑取以自励”外，背后大有为“湘学”竞胜的心理。
1935年12月7日记：
余季豫来，邀余偕出访张孟劬（尓田）、东荪昆仲。孟劬极称余训诂之学，且云：“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源）不免芜杂，王益吾（先谦）未能尽除乡气。两君造诣之美，不类湘学”云。
此处张尔田（1874-1945）所赏“二君”，即余嘉锡、杨树达。而杨氏意犹未足，尤耿耿于“不类湘学”之说，随即反驳道：“孟劬，浙人，意盖谓余二人为浙江人之学也。余不足论，季豫目录学之精博，江浙士何尝有之乎？”
1939年5月21日，得知钱玄同病逝消息，遂忆一往事：
记十余年前，玄同任教清华，一日与余及张怡孙（煦）三人同车入城，车中玄同谓余云：“君治学语必有证，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也。邵西做人脱尽湖南气，而为文字喜作大言，全是湖南派头也。”怡孙后相见，语及此事，云：“此公与君疏而与黎亲，但其胸中何尝不明白。”余谓此可见玄同为人之矛盾，亦可见玄同为人之天真也。
钱玄同认可杨树达治学谨严不苟，迥异于“湖南前辈之所为”，同时赏其淳厚个性，以为正“湖南风度”所在。此处与之对称的“邵西”，即黎锦熙（1890-1978），同为湘人，亦治音韵文字之学，在钱玄同眼中“做人尽脱湖南气”，倒与张舜徽的印象——“先生对客从容和易，有江浙士人风调，殊不类湖南人之简重伉直也”——如合符节，然而学问疏阔，“文字喜作大言”，却落了“湖南派头”的下乘。杨树达的语学成就得了钱氏赞赏，却仍被视作“非典型”的湘籍学人，不免意气难平。然而若与前引张尔田一语并看，这也证明，杨氏的小学造诣“不类湘人”，已成为自章太炎以下江浙学人的某种共识。
1944年6月1日记：
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曾运乾）谈及此，余谓此时吾辈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
按章说见于《国故论衡·小学说略》。“三王”者，王安石（1021-1086）、王夫之（1619-1692）、王闿运（1832-1916），皆有小学著作，而后二人同隶湘籍。章太炎的学问标尺是极严苛的，直截判定“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瘖聋者视书，其揆一也”。这一说法给予湖南学人持续而深刻的刺激。近代以来，不少人欲在“小学”一层自我证明，如李肖聃（1881-1953）便说：“昔荆公《字说》，遗笑通方；船山《说文广义》，亦多创解；湘绮释字，见于喻谦《六书存微》，喜标新义。余杭章炳麟枚叔，至讥三王不识字，而吾楚居其二焉。吾之治之，将以弥前修之失，道南士之先。”（《问奇亭记》，见《李肖聃集》，按“问奇亭”，为杨树达室名）杨树达精研训诂，以古文字学家和《汉书》专家名世，在北平激于时风，也立志有朝一日返归乡里，教授学问，培植后进，所谓“拔旗要张三户楚”，以“雪太炎所言之耻”（其时曾运乾[1884-1945]和韵，亦有句云“船山湘绮各孤军，异世荆舒风议新。折角要张三户楚，敬乡合树百年人”，均见《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三
张舜徽自幼由父亲授业，从未入过学校，后转益多师，走的是自学之路。他在治学、著述过程中，湘籍前辈多予提携教诲，杨树达或是影响最力的一位，故谓“平生所识老一辈的学者名流，算来不是太少，而亲炙最久、感慕最深、治学著书最勤的，首推杨遇夫先生”（《忆往编·湘贤亲炙录》）。他在治学上十分重视小学根基，仪范许郑，湛深经训，很早就信服张之洞《书目答问》所讲“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的为学次第（《自强不息壮心未已》）。在这方面，受教于杨树达尤多，尝忆“北游时，以乡后进礼谒见先生于旧刑部街寓庐。时先生方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日有定程。知舜徽亦有志从事于此，每有新悟，辄为舜徽言之，津津乐道，不以舜徽年犹未冠而轻易之。老辈遗规，令人感慕。迨舜徽南归，常通书问，凡有质疑，未尝不答也”。（张舜徽：《忆往编·湘贤亲炙录》，《旧学辑存》下册，第1146页）不过，张舜徽的学问规模未止于此，其自述治学历程：
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八十自叙》）
先精熟小学，进而治经学，再藉此两大“基石”，推而广之，开辟“博治子、史”的闳阔路径。张舜徽以湖南人身份发掘“湖南人之矿”，抗争外界对于“湘人不识字”的讥议，目的在为湘学争地位、张面目，但见诸行事，更体现了别一种进路。1944年10月26日，致函杨树达，揭出湖湘学术的“真精神”别有境界：
往在蓝田，与江浙诸友论及有清学术，彼辈盛称考证为吴皖所专，非湖湘所能匹。舜徽则谓楚南诸先正由义理发为事功，足以润色天地。儒效乃自此而宏，不言考订何害？取彼穷老尽气以考文字、说名物者，厕诸罗、胡、曾、左之班，只堪作谈古品艺伎俩耳，何足以知国计民生之大，奚与乎盛衰兴废之数乎？（《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517页）
此处不再斤斤于细琐的章句训诂、名物考据，以“考证”为湘学正名，而着眼于“由义理发为事功”的特质，发掘近代湘学的自身脉络，要以正正之旗、堂堂之阵，达至天下莫能与之争之局。由小学入手，深造自得，走博通之路，行致用之实，或可以说，他对学之本原的理解，终归于义理。函末谦称“先生一代通儒，登高而呼，有响斯应，倘有意绍湘学之遗风，以洗濯一世之人，舜徽愿黾勉以从其末也”，然究其“光大湘学”的终极途径，已与乃师有别。
《壮议轩日记》手迹
在1940年代，相较于煊赫中天的以胡适、傅斯年为首之北大-史语所一系，或者渐已式微、然典型犹在（俗语“倒驴不倒架”）的章黄学派，偏处楚地一隅的张舜徽无疑属于边缘学人，不过并未倚门傍户，或自甘默默，“不附和时下风气，卓然有以自立”。日记中多有读胡适《胡适论学近著》、傅斯年《论学校读经》的记载，针对他们反对“读经”的呼声，认为“二君之言，似是而实非也”，“此殆邻于因噎而欲废食，非通方至论，可以不辨”；对于古史辨派倡导的“疑古之风”，亦反对谓“自疑古之说日昌，学者未开卷，即疑古人无是书，古人不能作是书。闲坐游谈而不读书，滔滔者天下皆是也”。1944年，拟为《匡时十议》以箴砭时风，包括读经议、考史议、尊孔议、教孝议、改字议、崇文议、广才议、重选议、定制议、责实议，“凡此十端，皆系乎今日政教之大，余必出新思以分论之”。又言“今日大学中以文科为最猖披，其失不在下而在上”（据我观察，此一时期张氏观念颇受章太炎影响，以上问题牵涉较广，且溢出本文主题，拟另文专论）。此种地域派分、暗中竞逐的消息，在张氏发愿纂辑之《湘贤语录》《湘贤学案》中多有透露，藉此可窥民国时期学界内部主流、非主流各派在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
郭嵩焘（1818-1891）
1942年12月8日，读《苍莨集》，录孙鼎臣（1819-1859）论学之语，“此种议论不啻与刘霞仙（蓉）、阎季蓉（镇珩）一鼻孔出气，即曾、胡、左、郭诸公，莫不早见及此，湖湘正学与江左不同者在此，经世之学固不可与徒守章句者同日语”，而“颇有志辑为《湘贤语录》以张之”。12月17日，读《养知书屋文集》，“集中叙咸同诸公功烈至详备，如曾文正公（国藩）墓志，罗忠节（泽南）、刘霞仙（蓉）墓志铭，胡文忠公（林翼）神道碑铭诸篇，尤为经意之作”。郭嵩焘（1818-1891）在晚清回溯前史，“楚南文教”晦暗不显，犹有“不自慊”的情态（《江幼陶重修新宁书院记》：“屈子（原）楚词成于罗汨之交，濂溪（周敦颐）起自舂陵，天下之文开于楚，而后无闻故，自汉诸贤祀于学者六十有二人，濂溪倡有宋道学之先，楚以南无得祀者，徐（乾学）氏集《经说》百二十有一人，阮（元）氏集《国朝经说》百有二人，楚以南无得叙录者。前无与承，后无与述，相与沉沦汩没，终安于卑陋。”），生在民国的张舜徽却认为“此则过也”。他推崇湖南人在近代史上有开启风气、领袖天下之功，“咸同之时，湖湘先生大抵以儒生奋起武略，勋绩烂然，为前古所未有”，从而拈出“湘学”特出之处：
湖湘先正之学，在能宏儒者之效，以润色天地，非特功烈之美，为章句小儒所不敢望。即其立身小节，亦多可歌可泣，足与日月争光者。
两公（胡林翼、罗泽南）好学无斁，不以贫病忧患动其心，艰苦卓绝至于如此，乃天地之至文也。具此真学问、真精神，胜于诂经说字者万万，虽无经说何害？湖湘学者之伟绝处在此，其异于江左者亦在此，此吾何歉乎哉？
张舜徽“平生喜治小学经训”，但未以诂字说经自限，“于乡先正之学颇能窥其深处”，认为以天下为己任而奋起有为的“儒效”精神，才是“真学问、真精神”。他“反复寻绎《郭玉池集》以自遣”，择其“议论之犹有可取者”一一录于日记，“凡此诸论，皆有系于政教之大。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录而存之，以志景慕”（《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224页）。此《先正其言明且清》，即指《湘贤语录》而言。
浙人李慈铭（1830-1894）的《越缦堂日记》好月旦人物，“论涉并世儒林，轻蔑湘贤至力”，“目王湘绮（闿运）为江湖唇吻之士，又谓何子贞（绍基）久享时名，实无真诣，及读郭筠仙（嵩焘）《礼记质疑》，则总论之曰：“盖湖南人总不知学问也。”（《清人笔记条辨》，第342页）此句重话，最触到张舜徽的痛处。为回护乡曲，张舜徽不吝直斥“此等轻妄之言，适足见其矜倨自高之气”，复加曲释：“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所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李氏于光绪六年始成进士，时年已五十二）。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此说迹近人身攻击，殊无学理可言，未免已近“诛心”。末了，仍须说明湖南人“真学问”究竟何在——
考其平生持论，大抵依附乾嘉诸儒，不敢越尺寸，而不知湖湘先正之学，本与江浙异趣，大率以义理植其体，以经济明其用，使以李氏厕诸其间，只合为吟诗品古伎俩耳。
四
张舜徽高自标树，立志踵武乡先正之学，发扬而光大之。在蓝田国师，教学过程中，“时举此为及门言之，冀以恢宏其志气，致经世之效。后生闻余言，亦多激励自兴起者，光大湘学，正今日事，黾俛图之，没身而已。”同校中，“共事多江浙士，湘人独尟”，据他自记，蓝田时期“与余洽比而居者，自钱子泉（基博）先生外，有阮乐真、曾金佛、吴忠匡诸君。阮，浙人。曾，赣人。吴，沪人。曾、吴俱钱翁子弟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4页），但也常与说法，“时时为道及之，俾能明乎湖湘学术之大也”。
钱基博（1887-1957）
1943年5月3日记：
朝食后，诣钱子泉先生，谈时许，知其近欲撰《百年来湖南之学风》一书，就湘贤事迹叙述之，藉以作厉士气。所采自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江（忠源）、刘（蓉）、王（錱）、李（续宾）诸公外，益以汤海秋（鹏）、魏默深（源）、王壬秋（闿运）、阎季蓉（镇珩）及今人章行严（士钊），共十五人，但从诸人困心衡虑时论议行事加以阐扬，以为后人处贫贱患难者之鉴，其属意可谓盛矣。
同事钱基博（1887-1957）透露将撰“百年来湖南之学风”的著述计划，而早于此前，张舜徽已发愿纂写《湘贤学案》，“迄今不就，竟为此翁所先”，就私心言，未免有憾；但钱著叙述湘贤事迹，藉以“作厉士气”，立意正大，从公心论，又“喜其所见之同”。（《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自述旨趣，“内圣外王，在湘言湘，岂徒为诏于来学，抑亦自振其衰朽”,表彰湘学立意与张氏契合）从学术角度，他提示了两条意见：
惟余以为既以“学风”名书，则王壮武（錱）特于治戎为长，不合入录，与不得已，附之罗山（罗泽南）传末可也。章行严至今犹存，以著述义例言，不录见存之人，避标榜也。余举此二者告之，不知其果能听取否也？余旧有志纂《湘贤学案》，迄今不就，竟为此翁所先，喜其所见之同，服其著书之勇，如见咨诹，当竭余所知，与共商榷也。
一则湘军人物王錱（1825-1857）武功卓著，不以学显，宜附录于罗泽南传，二则据“见生之人，不宜作传”的著述体例，以章士钊（1881-1973）为并世之人，不宜收入。是年冬，钱基博在蓝田镇李园撰成《近百年湖南学风》，同年即交储安平创办的袖珍书店，纳入“袖珍综合文库”印行出版（《〈近百年湖南学风手稿〉序》），前述二条似未见采纳。按对待钱基博其人，张舜徽颇佩服“此翁治学之勤，余生平所仅见，自朝至晚，不离几案，手披口吟，每书皆有提要，信非易易”；但对待其学，又不乏微词，谓“其病在滥杂而无别择，又转涉猎唐以下书，未及探寻本原之地，故其学只在集部圈子内周旋耳。使能尽其精力博观群书，以归宿于经史，其成就当不止此。学者择术之所以难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250页）。
《近百年湖南学风》手稿
1944年秋，杨树达已由北平南下，出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为延揽人才，邀张舜徽前往执教。后者复函“书累六纸，纚纚千六百言”，以“流亡在外，行囊久空，衣物荡尽，一家数口处于啼饥号寒之中”不得已推辞，而感念之余，更发挥湖湘学术传统，表示“国家之败，不由于无才，而由于无尚志之才，士必尚志，而后能胜天下之任”，晚近罗、胡、曾、左数公功业彪炳，正因“秉其高尚之志以从事学问，学问素成而后发为事业，其能震烁古今，岂偶然哉？”（《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516-517页）1946年9月，应湘籍前辈、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1894-1977）之邀，移砚兰州，见及左宗棠平回之役后文教所施行，感喟“甘肃人文素不逮乎陕西，自文襄大治书院，敦厉实学，而后英贤蔚起，信有造于斯邦，至今黎庶讴思，相与咨述不衰”，由此再度坚定了自己的学术判断——“余往论清代学术，尝诏湖湘先正由义理发为事功，足以润色天地，非江浙诸儒所敢望。及今验之，良不诬己”（《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556页）。
钱穆尝论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而析分近代湘学之两派，一“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一“倡为经世致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二章曾涤生》）。同时代撰有湘学史著述如《近数十年湘学叙录》《湘学略》的湖南人李肖聃也承认“吾楚先正文章性道经世之学，代有名贤，焜耀史编，惟从事小学训诂者少”（《〈说文系传引经考证〉序》）。张舜徽“湘学”观念的形成，或不免缘于地域文化竞争压力而自我辩护的潜因，也多有湘籍师友前后映照、相互激发的作用，不过，自辩和自信本是二而一的。积学累功，广大教化，他的治学成就已为他的观念做了最好的诠释和证明。所以，晚年为罗焌（1874-1932）《诸子学述》重印作序言，他有底气这样说：“湘学先正之学，以经史根其基，而旁及诸子百家，规模浩大，与江浙异趣。”（《重印〈诸子学述〉序》）同样晚年定稿、用白话文撰写的《清儒学记》，专辟《湖南学记第七》一章，取材与立论与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均不尽同，但毕竟已非早期规划中的“湘贤学案”的气象和规模了。《湖南学记》虽仍强调“封建社会的湖南学者们，在义理、辞章的成就，是源远流长的”，但于近代部分，主要笔墨却在彰显湘籍“朴学家”之后来居上，故谓：“当乾嘉朴学极盛时，湖湘学术自成风气。考证之业，不能与吴、皖并驱争先。到了晚清，如邹汉勋、周寿昌、王先谦、曹耀湘、皮锡瑞、叶德辉、阎镇珩，纷纷竞起，于是经史考证、诸子笺注以及音韵版本之学，各有专家，有些实超越江浙诸儒之上了。”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