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37个小时
认亲的车终于开到贵州大山深处的家，下车时，安蓝走在母亲杨琴前面。很快，几十号人围了上来，其中有十几个寻亲志愿者，剩下的都是与杨琴久别重逢的亲人。
所有人都看向杨琴，杨琴也看向所有人，眼睛瞪得很大。哥哥和姐姐搂着她落泪，她的眼神仿佛带着点惊恐——一切都是熟悉的，又都是陌生的。
又过了一会儿，杨琴忽然毫无征兆地痛哭。“因为委屈吧。”安蓝猜想。被拐33年的压抑和酸楚都随着满脸的泪水迸发出来。
杨琴（左）与亲人相见
安蓝也红了眼眶。她身上压着的大石头，终于可以挪开。
“你妈妈说，她好想我们”
认亲当日，很多亲人凑上前跟杨琴说话，先是用当地方言，见她茫然，又换成蹩脚的普通话，杨琴则急急地叫来女儿。漫长的分离让她忘记了乡音，也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让女儿翻译成广东白话。
她说的话，老家的人也听不清。两种口音杂糅在一起，声音也很轻。杨琴的耳背很严重，按照常理，说话声音会比常人大，但在安蓝的记忆里，母亲从来不敢高声说话。
翻译多少损耗了交流的流畅度，杨琴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她开始唱歌，曲调悲伤。那是布依族特有的山歌，亲人们也跟着唱起来，声音交织在一起。杨琴的嫂子向安蓝解释歌词的意思：“你妈妈说，她好想我们。”
杨琴（左三）和亲人们
这份思念，始于33年前。
1991年，杨琴17岁，与邻居家的媳妇要好。那个女人假意带她和另外3个女孩去赶场（当地方言，意为赶集）。那时的贵州山村没有路，人贩子带着她们蹚过河、翻过山，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贵阳火车站。其间另外3个女孩发现端倪，逃回了家。但杨琴因为不识字、不认识路，被一路带到广东湛江吴川。
杨琴家附近的溪流
那时的杨琴说一口奇怪的方言，因为没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人贩子将她接连卖了很多户人家都没能成功，骗光她的钱财后，便扔下了她一走了之。后来，安蓝的四奶奶可怜她一个人在路边流浪，便将她带回了家。长辈们说，当时的杨琴全身上下都脏兮兮的。
后来，她与这家的儿子成婚。2年后，大女儿安蓝出生。
在安蓝的印象里，母亲总是不安的。她在人多的地方会紧张，很少出门，即使是去买菜也会马上回家。
从五六年前开始，安蓝和两个妹妹陆续有了赚钱的能力，每月会给杨琴一些生活费。渐渐地，杨琴出门买菜的时间变长了一点，“她去买彩票了”。
彩票上的数字是杨琴为数不多会写的“字”。或许是认为“买得越多，中奖机会越大”，杨琴一出手就是几百块，没钱了就赊账。安蓝劝不住，只能替她还清欠款。
“我能理解她。”安蓝说。那是一种对生活根深蒂固的恐惧，觉得只有同等级别的好运气才能抵消过去的坏运气，才能翻盘。
“等我长大了，就帮你找家人”
从安蓝记事起，便听母亲说老家在云南，以致于很多年后，当寻亲志愿者告知她母亲疑似是贵州人时，她很惊讶。
她分析错误产生的源头或许是村子里那几个云南媳妇——她们看上去也是被拐来的。杨琴很少与人来往，只是偶尔与这些云南女人走动，以为她们是自己的老乡，而云南是自己的故乡。
她和她们都是被强行带入这里的外来者，失去了亲人，又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村里人都知道她们是被拐卖的，蔑称她们为“外省婆”。安蓝和妹妹们就是“外省婆”的孩子。每当被这样喊时，安蓝就闭紧嘴巴，一路跑回家，“我不想让我妈为难”。
然而，这勉强维持的安稳也没能持续太久。安蓝8岁那年，父亲与人打架，意外早亡。3年后，母亲带着她和妹妹们与一个年长21岁的男人再婚。
杨琴和第二任丈夫
成婚时继父已经快50岁了，之前一直没结婚是因为家里穷。在满是楼房的广东农村，他们家只有一间平房。
继父在工地做小工，算不上勤快，怕苦、怕晒，有一点不舒服就会停工。杨琴则是一个很能熬的人。改嫁后，她又生了3个孩子，最小的比安蓝小16岁。
一家八口的生计，几乎全靠杨琴一个人撑着。她收废品，一天挣30块。一开始是去帮别人做，做了半年自己摸索着干。喝着菜汤坐月子，背着孩子种田，晕倒在路边，醒来又接着干活——这是杨琴在这个家的生活。
安蓝回忆，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母亲的耳朵越来越背，继父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脾气也跟着音量窜起来。安蓝会横进两人之间，替母亲出头。很多时候，她是整个家的“长姐”。
杨琴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沉默，但安蓝知道她心里的悲伤。她不止一次看到母亲在夜里流泪，天亮后眼泪被收回，外人能听到的只有咿咿呀呀的山歌，不再清亮的嗓子把每个音符都磨出毛边。
每到这时，安蓝都会郑重地对她说：“等我长大了，有能力了，就帮你找家人。”
杨琴（左）和安蓝
在安蓝尚未长大的年岁里，继父也曾帮母亲写信给云南。母亲记得家在一个叫“肖家仔”的地方，但不知道更完整的地址。“可能她也知道，但不会用广东白话表达。”安蓝猜测。
一封没有电话、地址模糊、收件人不明确的信，被寄出又被退回，如此往复三四次后，寻亲陷入僵局，慢慢被搁置了。
安蓝读完小学就没再上学了。“读书是免费的，老师也到家里劝。”她记得当时的心思，“我就是想让我妈轻松一些。她一个人去收废品，又臭又累。废品越来越不值钱，赚不到什么钱，只会把她的身体压垮。”
退学后，她去镇上饭店大排档打工，一个月几百块钱，总是被年纪更大的员工欺负。无助的时候，她总会想到，妈妈就是在这个年纪被拐卖，比她更加无所依傍。
灶台前、田埂上，那咿咿呀呀的山歌调子拖得越来越长。杨琴的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身上的担子却未见轻松。安蓝的二妹刚生了孩子，被尿布奶粉拴住手脚；三妹工作才起步，挣的钱刚够养活自己；另外三个弟妹年纪更小，都还在读书，学费生活费样样要钱。寻亲的路，又远又难，除了已经能自力更生的安蓝，家里再没人能腾出手、迈开步。
她成为母亲唯一的希望。母亲问：“蓝，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找家人？”
安蓝一时语塞。“我一直都想。”她说。她文化程度不高，也没见过大世面，很多年来只是有心无力，不知从何开始寻找。
“银莲，这是你的小名”
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寻找的“起点”，一场网络寻亲接力由此展开。
由于杨琴以为自己来自云南，沿着这个方向，七八位云南籍的寻亲志愿者投入到初步寻找中。
志愿者分析，杨琴口中的“肖家仔”应该是指“肖家寨”。杨琴还提到过，村里有苗族人，附近有赶集的地方叫狗场、猪场。
杨琴被拐时已经十多岁，这个年纪的人本不应该记错家乡所在省份，但@亲爱的路人表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被拐者身上就是合理的。“被拐卖后很多人会出现智力下降，记忆是断层的。”在他接触的案例中，有人说自己来自贵州，实际是云南人；有人说家在云南，却在缅甸找到了家。
@亲爱的路人在贵州省内找到了多个相似的地名，打算用杨琴提供的兄弟姐妹名字进行人口信息排查。但杨琴不识字，无法确认名字的准确写法，让比对难度陡增。另一边，往云南方向寻找的志愿者也毫无进展。
按照志愿者们的指导，安蓝试图引导母亲说出更多家乡独特的生活习惯和地貌特征，但杨琴的记忆已经模糊，@亲爱的路人判断从这里打开局面并不现实。在得知杨琴会唱山歌后，他请安蓝录制几段来听，打算通过口音来辨别。
然而，杨琴的乡音已经不太准确，有些广东当地口音，但又不全是。
志愿者们将自身见闻与杨琴的口音对照，有人认为是云南的，也有人判断是四川的，对于杨琴所属的民族也有了哈尼族、苗族等几种截然不同的想法。短短一天，讨论群里的消息已经多达数千条。
“大家有分歧就各自走走，看看能不能走通。”经过整整一夜逐字逐句的辨听，@亲爱的路人的这条路，走通了。
他在杨琴的歌声中听到一种熟悉的句尾重音，很像布依族人的发音习惯。在这之前，他已经帮七八位布依族被拐妇女找到了家，对这个民族的语言有所研究。布依语大致分为三种土语，分别分布在贵州南部、中部和西部。他认为杨琴的口音属于西部的第三土语。
安蓝回忆，大约十年前，母亲曾买过一套红色的民族服装，还有配套的帽子，称“以前在老家会这么穿”，此外，母亲自己做的裤子都很宽大。这些都与布依族的服饰特征相吻合。
“有时候寻亲就是要通过一个很小很小的点突破。”@亲爱的路人说。
他的父亲是山歌爱好者，认为杨琴所唱的山歌与贵州安顺一带的山歌相似。他又紧急联络了对山歌有研究的朋友，朋友给出了更准确的方向：是紫云山歌，发源于安顺市紫云县。这一发现也印证了他关于“布依族第三土语区”的判断。
2024年9月28日早上@亲爱的路人向朋友确认山歌的出处
果然，他在毗邻紫云县大营镇的望谟县找到了名叫肖家寨的地方，附近也有叫“狗场”和“猪场”的地方。
确定这“三点一线”后，他发现紧邻肖家寨有一个名为“乐宽”的村子。杨琴之前提到自己的姐姐骑马嫁去了“罗关”村，按照当地方言的发音规律，两者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地方。随即，他在乐宽村的村民名录中找到了杨琴姐姐的名字。
肖家寨属于懂木村，在村民名录的排查中，他又发现了与杨琴其他兄弟姐妹名字发音相近的姓名。
此时，@亲爱的路人已经连续37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但他很兴奋。正当他着手联系懂木村村委会时，有人在抖音联系他，称杨琴的情况和长相很像他的姑姑，并发来姑姑兄妹的照片。一场双向奔赴在这里交汇，杨琴认出照片里的人正是自己的家人。
杨琴的侄子给@亲爱的路人发来的抖音私信
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乐旺镇懂木村——只用了37个小时，志愿者们锁定了萦绕在杨琴心头33年的“家”。这个结果，远远超出了安蓝的预期。
安蓝的手机屏幕黑了又亮，新的信息一条接一条弹出来——亲人的近况、照片，他们和杨琴的共同回忆……她一条条看过去，向母亲提起一个名字，“银莲”，杨琴感到熟悉，但并不记得是谁。安蓝告诉她：“这是你的小名。”
“怎么会是骗子呢，这就是我的家人”
10月初，志愿者们建议安蓝尽快带母亲回乡认亲，杨琴也频繁向女儿询问，什么时候回家。
然而，广东的家人无一赞同这趟行程，一切顺利得像一场骗局。安蓝问母亲：“不怕是骗子吗？”杨琴语气笃定：“怎么会是骗子呢，这就是我的家人。”
安蓝坚决了起来。“我不想我妈一辈子遗憾，她已经等了几十年了。”她并非全无凭据。她在抖音结识了一位同样寻亲多年的福建人，她托他联系公益组织宝贝回家，核实了志愿者的身份。
出发前，安蓝请抖音网友帮忙核实志愿者的身份
那是安蓝人生第一次自驾上高速公路，原本9个小时的车程，开了足足16个小时。杨琴不住地问：“到了没？到了没？”
那天凌晨她们在县城留宿，天亮后继续赶路。要到达村子里的家，还要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蜿蜒山路，安蓝开不惯，由当地志愿者继续驾驶。
杨琴警惕了起来，要求安蓝来开车。安蓝和志愿者们解释了一番，她才勉强同意。一路上，她时不时问安蓝“还记不记得回去的路”，脸上没有丝毫激动和兴奋，只有害怕再次被抛入深渊的防备。
家乡越来越近，望着窗外的草木，杨琴的记忆一点点苏醒，眼神软了下来。她拍了拍安蓝的胳膊，让她向外看：溪流从石灰岩崖壁跌落，溅起水雾。溪畔湿润处，有一丛丛宽大的箬竹叶。“我小时候用那个叶子包粽子。”
杨琴（右）向安蓝介绍车窗外的箬竹叶
继而，她又指着一处桥说，“以前过这条河只能蹚水，衣服都会湿掉”，指着某处砖瓦房说，“以前是个茅草屋”。
安蓝顺着手指的方向一一望去，母亲念叨了33年的家，终于有了具体的样子。
“好大的嗓门”
母女二人在贵州住了13天。
那段时间，安蓝看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母亲。很多个晚上，杨琴穿着红色的布依族服饰坐在哥哥和姐姐中间，姿态松散自在，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唱不完的山歌。哥哥夸她唱得好，她露出羞涩的微笑，仿佛不再是饱经风霜的母亲，又变回了那个倚靠在家人身边的幺女。
杨琴身穿布依族传统服饰坐在哥哥姐姐中间
如果没有被拐卖，母亲会是什么样子？
在安蓝的讲述中，这种假设被反复提及。在她的设想中，母亲会是活泼的，在农闲时跟着哥哥姐姐参加歌会；会有一副健康的身体，不会在中年时就掉光了牙齿、耗尽了大半听觉，更不会有这一路坎坷的归途。
安蓝知道，母亲生命中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失去。
村里的长辈赶来看望杨琴（前排中）
为了让杨琴想起更多事，哥哥决定带她去小时候生活过的老屋转转。老屋在更陡峭的山路上，安蓝的车无法通过，只能换乘小三轮颠簸而上。
行至半途，哥哥指向路旁一处房子：“拐卖你的人，就是下面那家的媳妇。”话音刚落，一个老人闻声从屋旁斜坡上走近，隔着山路望着他们。他是当年人贩子的公公。
哥哥扬声说：“我妹妹回来了！”老人站在坡上回：“回来就好。”
杨琴耳背，山风又急，她似乎并未听清这段对话。安蓝打量着不远处的老人，也只是普通人的样貌，甚至看上去还有些善良。他身后的两层楼是毛坯的，估摸着日子过得不算坏，但也说不上好。
当年杨琴刚被拐时，她的哥哥曾多方寻找，母亲嘱咐道：“多少钱都无所谓，我只要我女儿回来。”杨琴的哥哥几次三番到这家逼问妹妹的下落，其他被拐女孩的家人也找了过来，人贩子因此畏罪自杀，杨琴的去向更是无迹可寻。
安蓝认为这件事母亲应该知道。母亲得知后却说：“虽然她拐卖了我，但那也是一条生命，她应该好好活着。”没有咬牙切齿，也没有痛苦不堪，很平静的语气。
一行人走到山腰更高处的老屋。杨琴的父亲在她被拐前就已去世，母亲后来积郁成疾，也在十多年前去世。从那以后，这里已经很多年没人住过了，杂草从墙缝里钻出来。她环顾着这熟悉又陌生的空壳，红了眼睛，轻声说：“妈妈不等我。”
离开贵州那天，杨琴特意绕到山坡上，摘了一大把宽大厚实的深绿箬叶，仔细地收进行囊。她要带回广东，分给邻居们。“广东的粽叶太小，不好包。”她的语调很是神气。
不同于广东地区的长粽，杨琴包的粽子是有贵州特色的三角粽
认亲之后的四个月里，杨琴又接连回去过两次，“每次回广东后都不停地想回贵州的家”。老家人也总是招呼她们回去。安蓝说，对母亲和家人来说，“见一面就多一面”。她没有说“见一面就少一面”。
在广东时，杨琴还是像从前一样做工、赚钱，供还在上学的三个孩子读书，日子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次安蓝回家探望，隔壁婶婶拉着她说：“你妈妈回来后经常唱歌，好大的嗓门，也不知道在唱些什么。”
安蓝一边听着，一边望向母亲，她又在抿着嘴偷笑了。那歌声确实变大了，不再是无人时哼出的悲调，是痛痛快快发出来的，像是终于能翻过山岭，抵达了它本该去的地方。
杨琴（前排左三）与贵州的亲人
安蓝的肩头也变得轻松。就在不久前，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里，她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说：“蓝，谢谢你啊，帮我找到家，找到哥哥姐姐，我开心很多了，幸好有你。”
文中杨琴、安蓝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