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探寻三星堆中的古蜀文明“密码”
演讲人：王巍演讲地点：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演讲时间：2024年7月
编者按
三星堆展现了一个迄今为止不太为人所知、相当于中国商代在西南地区的区域性文明，它既跟当时的中原有密切联系，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其所呈现的面貌具有独特性。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采用了综合多样的手段，在先进的考古理念、多学科的结合、多单位的合作之下，三星堆遗址在发掘、保护、转化、传播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有机体。因此，我认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堪称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样板。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西部。三星堆的发现，距今已近一百年。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父子修建稻田水渠取土时，发现了数百件玉器，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广汉玉器”声名鹊起，为持续九十余年的三星堆考古拉开了序幕。
（一）1986年之前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1934年，三星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发掘，这次考古发掘面积共计56平方米，出土、采集各类玉石器以及陶器标本600多件。1963年在燕家院子出土的陶片尤为丰富，数量达3万多片。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文化层找到了一些零星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等，并发现一块沿边附有铜炼渣的粗陶片，这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青铜器和冶铜器具。1980年至1984年，在三星堆遗址南部的居住址出土了各类石器110余件、陶器71件，石器主要是小型磨制工具，以锛、斧、凿数量最多，还有不少石璧及石璧芯。这一时期提出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分期这一概念，此外还发现了疑似古城墙的遗址。1986年，在三星堆土堆附近出土大量陶器（片），数量达十多万件（片），石器种类除常见的璧、锛、斧、凿、矛等外，还有石跪人、石璋等。三星堆遗址唯一的一把青铜柳叶剑也出自这一时期的发掘。
（二）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的发掘
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一号祭祀坑被发现。一号坑坑口长4.5米至4.64米，宽3.3米至3.48米，深1.46米至1.64米，坑内共出土铜器、金器、玉器、陶器、石器、琥珀等420件，其中铜人头像13件，铜瑗59件，铜戚形方孔壁33件，铜戈44件；金面具、金杖各1件，金箔饰片多件；玉璋40件，玉戈18件，玉斧12件，玉凿35件；石戈27件，石斧34件；陶尖底盏22件，陶器座14件；另有骨器残片10件，象牙13根，海贝62枚等。
7月25日，又发现了二号坑。二号坑坑口长5.3米，宽2.2米至2.3米，深1.4米至1.68米，出土铜器、金器、玉器、陶器、石器等共计1300件，其中铜人头像44件，铜人面具20件，铜兽面9件，铜眼形器71件，铜眼泡33件，铜容器20件，铜瑗57件，铜戚形方孔壁25件，铜戈17件，铜铃43件，铜圆形挂饰30件，铜龟背式挂饰32件，铜扇贝形挂饰48件；金器61件（片）；玉璋17件，玉戈21件，玉凿43件；另有象牙器残片4片，象牙珠120颗，虎牙3枚，象牙67件，海贝约4600枚。
两坑器物均为分层放置，大多数器物经过有意焚烧，夹杂在炭屑灰烬里。器物呈现或发黑、发白、崩裂，或变形、发泡、残卷的形态，部分熔化甚至全部熔化成团，一些器物碎成数块（段）散见于坑中不同位置。
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文物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更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世纪以后，2013年和2022年，三星堆两次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印证了古蜀文明的重要性。
（三）三星堆遗址古城和宫殿区的发现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三星堆文化时期有没有古城和宫殿，我们不仅对成都平原的史前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还对三星堆文化形成之前的宝墩古城进行了发掘。迄今为止，在成都平原已经发现距今4600到4000年宝墩文化的8座古城，在这些古城周围，分布着很多中小型聚落，标志着成都平原当时已进入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的社会。
三星堆遗址第一期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主源是川西高原以营盘山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成都平原的古代人群最初可能是从川西高原逐步迁徙而来，起初他们只会种植小米。刚进入成都平原时，他们主要活动在平原西部靠近山地、地势相对较高的边缘地带，这里人口少、聚落小。而平原腹心地区多河流、沼泽，不适宜种植小米。距今大约4500年的宝墩文化初期，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已发现少量石家河文化因素的陶器），人们平整田地，修建灌溉设施，开始种植水稻。随着对成都平原多水环境的逐步适应，人群才渐渐向平原腹心地区移动。到了宝墩文化中晚期，成都平原腹心地区出现了大量密集的聚落，在温江、新都等地发现的宝墩文化遗址基本属于宝墩文化三期前后。当时水稻的种植、食物的保障带来了人口的增长，聚落不断增多、规模逐渐扩大。由于平整田地、修建灌溉设施等活动需要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促使当时社会向更复杂化方向演进。聚落也逐渐分化，逐步出现大型中心聚落。
总面积达276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遗址的发现，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项目成果。从建造宝墩古城这样一座双重城市所需要的组织协调能力、大型分工能力看，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出现了早期文明的一些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地点发掘出了1号大型建筑组，面积达900平方米，是目前已知长江上游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建筑。
（四）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
2019年底至2020年间，三星堆遗址又陆续发现了6个祭祀坑，即三至八号坑，它们的发现即人们所说的三星堆“再醒惊天下”。
2021年，三星堆遗址开启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三号坑集中出土诸多精美遗物，包括大量象牙及迄今所见最大尺寸的青铜面具、众多青铜容器与青铜人像。四号坑中埋藏了很多象牙，且火烧痕迹较为明显，出土了玉琮、玉凿、跪坐铜人、黄金饰品等。五号坑出土了大量金箔片、象牙器和目前所见最大的金面具，可能是蜀王祭祀使用之物。六号坑除木箱外无其他遗物，箱内发现丝织品痕迹。七号坑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小型器物，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龟背形青铜器。八号坑是体积最大的一个祭祀坑，也是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个坑。八号坑出土的铜顶尊撑罍曲身人像、铜持龙立人像、铜杖形器等与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铜鸟足人像、2021年三号坑出土的爬龙铜器盖等共同组成了通高2.53米的铜罍尊倒立鸟足顶尊神像。坑内还有大量红烧土块，推测附近有神庙性质建筑，红烧土可能为其废弃后的遗存。坑内还第一次发现明确的石磬，其周围还发现了铜铃，与古蜀礼乐制度相关。
三星堆遗址不光出土了丰富而又罕见的文物，在工作理念和科技应用等方面也极具开创性和影响力。我们坚持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与多团队协同的工作理念。在考古发掘与保护理念方面，首次将实验考古前置于考古现场，坚持出土文物应急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有机结合，及时展示并传播考古文物保护信息。在技术创新方面，将考古发掘、环境调控与监测、信息记录、文物运载、应急保护等多种设备集成于一体。在组织管理方面，组建了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以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团队，使得管理、咨询与现场工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在发掘方法探索方面，针对三星堆6个坑的具体情况，分别建设了恒温恒湿的玻璃房。在坑内遗物密集分布的情况下，发明了吊箱等方式，发掘人员趴在吊箱上进行清理，避免因踩踏对文物造成破坏。为防止污染出土遗物，参加发掘的人员都严格遵守相关规程，身穿防护服，保证考古发掘的科学性。此外，为防止出土遗物在长距离运输中可能产生的损坏，在大棚内修建了有机质、无机质等出土遗物的处理保护室，使出土遗物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有效的处理和保护。这种方法也是三星堆发掘的首创之一。
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和出土文物研究过程中，我们应用了大量现代科技手段，如高光谱技术、3D打印技术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今后的考古挖掘积累了经验。通过显微观察、高光谱、纳米CT等方法对四号坑灰烬层剖面进行观察分析，初步判断四号坑灰烬层没有明显分层。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说明祭祀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光谱、拉曼光谱、扫描电镜—能谱等现代分析方法对三号坑青铜器、四号坑灰烬层、五号坑器物层、六号坑木匣表面微痕信息进行成分分析，初步确定了青铜器、金器成分以及四号坑灰烬层包含物类型。从植物考古提取的200个样本中，发现了炭化稻、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等植物，这些植物的发现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采取红外复烧、微观形态分析与磁化率等技术手段对祭祀坑内的红烧土烧结温度和灰烬沉积物微形态进行研究。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发掘和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也为深入理解三星堆文明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星堆一系列考古发现是中国百年考古史中的重大发现之一，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现是近10年来的重大发现之一，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学术层面。这些重大发现、出土的众多文物，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古蜀文化的了解，让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古蜀文明的价值和魅力。
有关三星堆的几个争论性问题
三星堆遗址的起始年代比中原夏王朝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还要早，为什么说它受到了中原夏王朝的影响？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确一件事情——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三星堆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为距今4500至3000年，可以分成三个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是宝墩文化，年代为距今4400至3600年。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在成都宝墩遗址，处于以石器为生产工具的石器时代。在宝墩遗址发现了面积达276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说明当时成都平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社会。
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是三星堆文化时期，可分为前后两期。三星堆文化的前期年代距今约3600至33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前期；三星堆文化的后期年代距今约3300至3000年，与殷墟大体同时期。8个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晚期的，年代约为距今3200到3000年，这个年代相当于殷墟兴盛时期到商朝灭亡。
三星堆遗址的第三期就是三星堆不再作为都城或者三星堆文化衰落之后，仍然有少量人在这里生活，这一时期当地政治中心转到了金沙。
所以，三星堆遗址有人生活和三星堆遗址开始作为都城，大量铸造、使用青铜器是完全不同的时期。
总之，我们根据科学测年和出土文物分析，判断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是距今3600到3000年，三星堆祭祀坑的铜器年代是距今3200年到3000年。我认为，三星堆文化早期受到夏代后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比如在三星堆遗址里发现了夏王朝发明的玉璋、玉戈、多孔玉刀构成的仪仗用具，还有源自良渚文化，被中原文化吸收的玉璧、玉琮等祭祀用的玉器以及由石磬和铜铃构成的乐器等。三星堆文化晚期和金沙·十二桥文化则受到商王朝文化的影响，例如铜器铸造技术的传播等。
那么，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谁？根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有五个王，但我认为应该是五个王系：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我判断三星堆文化可能是由鱼凫王系创造的文化。
三星堆遗址发掘了8个坑，它们是什么性质的，是祭祀坑还是器物坑？这个问题属于比较核心的争论之一。器物坑就是单纯埋入器物，祭祀坑则是随着埋入的行为还要举行一些祭祀活动。我们在发掘时可以看到，坑中的器物是一层一层摆放的，比如玉器放在一起，青铜容器放在一起，最上层放象牙，很有规律，既不是毁损埋入地下，也不是仓促埋入。有的坑里还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当时古人进行祭祀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火烧。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判定，这些文物被放入8个坑中时是伴随着祭祀活动的，因此8个坑属于祭祀坑，但它们并非这些文物被用于日常祭祀的场所。
有人提问，三星堆文化是否源于外来文明？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很正常的，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之一。例如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就是在西亚文明影响下产生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境外文明曾对三星堆文化产生过影响，证据如黄金面具和金杖等。我个人认为，论证两个文化或者文明之间是否发生过密切交流，应当看是否符合几个条件：一是时间上基本同时，不应相差数百年甚至更长；二是两者之间的距离应该接近，如果很远，应当找到中间的环节；三是两者应当极为相似，以至于很难认为它们是独自发明的。三星堆和夏商王朝的交流符合上述条件。因此，要论证三星堆受到了境外文明的影响，也应该符合这几个条件。文明交流互鉴需要证据，目前似乎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三星堆受到了境外文明的影响。
三星堆和金沙是什么关系？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两个遗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考古发掘证明，两地都流行黄金面具，面具上都有鱼鸟弓箭的图案，且坑内都埋葬了大量象牙。此外，通过两地出土的陶器，可以看出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但是，金沙遗址没有发现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大量的大型铜人像和铜面具，所以两个遗址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从两个遗址所处的年代看，二者不仅前后衔接还略有重合。金沙遗址在继承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因素，但在信仰方面与三星堆有所不同，因此不排除是古蜀国内不同势力集团权力更迭的结果。
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象牙和海贝。不少人认为，这与印度洋有关。但我认为，象牙和海贝的发现并不能说明三星堆就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有关联。因为以当时此地的气候条件来说，成都平原有大象活动是完全正常的。在那个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相当于今天的长江流域，而当时长江流域的气候相当于现在我国华南的气候条件。至于海贝，殷墟也曾经出土了大量海贝，与三星堆几个坑内的海贝基本属于同一时期。此外有生物学研究表明，这些海贝并不出自印度洋，而是出自我国东海及南海。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在三星堆文化中，我们从龙的崇拜，青铜编钟的前身——铜铃，人像传统，祭祀用玉器——玉琮、玉璧，大型仪仗用具——玉戈、玉璋、多孔玉刀，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青铜冶炼铸造以及熔接技术，青铜礼器等，看到了许多中原文化的影子。如距今6000年前，中原地区就有了关于龙的信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一座距今6000多年的墓葬里，墓主人左右两侧分别放置了用蚌壳堆塑的龙与虎图像。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龙形文物，这些龙形文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附着在其他器物上的龙形饰，如神树、神坛、顶尊等；另一类是独立的龙形器，如青铜猪鼻龙形器等。这些考古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距今3700年前后，中原地区夏王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的各文化区中开始居于优势地位，向周围地区施以强大的辐射，在多元一体格局中逐渐成为核心。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开始形成。
综上所述，三星堆古城和以祭祀坑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受到了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和以青铜礼器、玉礼器为代表的中原礼制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它在信仰方面保持了鲜明的自身特色。三星堆文化和在其之后兴盛起来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的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星空中十分璀璨的一颗星。
《》（2024年07月27日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