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借鉴相关国家“母工厂制”经验，通过在多层次人才培养、示范先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统一规划、协同开展，确保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把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制造和创新能力留在国内
制造业合理比重要看“质”又看“量”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动制造业“由大转强”，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蹄疾步稳，类似的新进展层出不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作为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15年稳居世界首位，超四成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制造业增加值不仅占全国GDP的1/4，还解决全国近20%的就业，是“增收致富”的重要依仗。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表示，制造业是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最核心行业，历史一再证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定要有坚实的制造业实力。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杜传忠认为，制造业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即一国的制造业比重通常先上升后下降，呈“倒U型”。但下滑过快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制造业竞争力需要“量”的支撑，但因国情不同，很难用具体数值标定区间，也并非机械瞄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单一指标。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冯学良认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结构显著调整，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行业产值占比逐渐下降，高端制造占比持续上升。部分传统制造业被新兴制造业替代，这一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新动能增速较快但规模还不够大。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若只是单纯想阻止该指标继续下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抑制服务业增长，但这违背经济发展规律。
强化底线思维夯实制造业“家底”
从口罩到试剂再到药品，这类特殊产品能否在关键时刻保证供应，考验一国的制造业功底。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加之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应对各类挑战时更有底气。当前，有待持续从三个层面夯实制造业“家底”。
稳存量，巩固制造业“基底”。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等专家认为，通畅要素流动，持续优化生产力布局，应强化国内产业有序转移的“大纵深”战略研究，因地制宜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完善财税分成、统计等制度设计，降低物流成本和企业跨区域经营壁垒，优化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
罗志恒表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当成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能放任传统产业过快迁出。江苏省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陆梅认为，宜改变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的“二元对立”分类，确保普惠性政策对新旧产业“一视同仁”，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效率，厚植制造业“功底”。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黄阳华等认为，我国要补齐制造业的效率短板，重点发展高质量制造业，“保持有效率的制造业比重”。赛迪研究院规划研究所制造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张昕嫱认为，当前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也要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等提升传统产业的综合效率优势，推动新旧产业融合发展。
吴智跃等认为，在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明确专门机构绘制分行业的产业链“热力图谱”，对一些领域出现的投资过热情况及时发出预警。
增韧性，注重产业链“兜底”。“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必须保留全部的工业门类和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冯学良等认为，应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况留出充足产能余量，做好产业备份，针对重点产业、重点产品等强化“兜底保障”；建立重点产业链断链风险预警系统，对进口依赖度超一定比例的关键材料实施替代工程，增强抗风险能力。
警惕惯性思维营造全社会支持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经历了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当前，产业和社会领域一定程度上仍存在“低价竞争”“贪大求全”及轻视工人地位形象等低水平制造条件下形成的惯性思维，影响高端要素流入，有待社会对制造业进行“再认知”，营造全行业全社会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体系。
“这种惯性思维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产业培育时一味‘招大引强’‘贪大求全’。一些企业家也没有扭转过去‘哪热投哪’‘低价竞争’商业逻辑。”吴智跃说。
警惕“内卷”“低价竞争”，提升制造业竞合能级。制造业承受重压的原因之一是产品价格下降，与“内卷式竞争”密切相关。“内卷式竞争本质是市场机制失灵与政策扭曲叠加的结果。产业政策需要向前端转移，支持研发与创新而非产能复制；实施方向从‘挑选输家与赢家’转变为打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刘志彪认为，可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改变不通过竞争就选择性地支持那些被认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避免造成不公平竞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建议，提倡非价格竞争、品牌溢价、文化赋能等综合能力，提升制造业竞合能力。
冯学良等建议，构建制造业发展指数（MDI），设置研发强度、产能利用率等核心指标，按季度发布预警。实施区域差异化考核，既鼓励地方重视制造业，也引导注重改善营商环境、营造产业生态。
扭转制造业从业人员形象，构建人才供给长效机制。走进云南太标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但见干净整洁的厂区鸟语花香，自动化生产车间里少有工人身影，监控室内自动化系统会对警……该公司持续推进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显著降低生产成本和能耗，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通过‘机器换人’，原本高劳动强度的工作场面已大幅减少。与院校开展联合培养，正让越来越多年轻人走上产品、技术等研发工作。”太标集团党委书记何平说。
“即便随着制造业的提质升级，高技术岗位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许多人对蓝领工人的认知仍有待改观，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不愿从事相关工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徐朝阳说。
多位受访者建议，加强对典型蓝领人才的形象塑造，重塑“工人”社会形象；探索实施“新工科”教育工程，在职业院校开设细分领域的智能制造专业方向，推行“双元制”培养模式；建立工程师红利释放机制，对制造业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返还，设立技能提升专项资金。
深化全球思维抢抓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机遇
摸清“走出去”底数，把握“走出去”节奏。“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把利润率高的研发环节留在国内，把不挣钱的制造环节迁出，这种方式短期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忽略了研发创新环节会紧跟着制造环节的产业规律，造成自身产业的空心化。”黄群慧认为。
张昕嫱认为，可以借鉴日本“母工厂制”经验，在国内保留一家工厂作为技术创新的种子基地，同时作为海外工厂的技术依托，通过在多层次人才培养、示范先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统一规划、协同开展，确保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把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制造和创新能力留在国内。
强化服务配套“走出去”，助力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格局。针对不少企业反映的出海过程中缺乏信息、金融、安全服务等配套，多位受访者建议设立专门机构开展国际人才培养等国际合作，增强与海外的粘性；借鉴德国中心等发展经验，为中资中小企业打入国外市场提供市场咨询、入驻孵化等服务。同时，培养、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市场研究机构“走出去”，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服务。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成为跨国企业，这些企业深耕东道国市场，持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共赢机制。”江苏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