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创造奇迹的人，血脉中流淌着忠诚、坚韧和担当的情怀。“姓党、爱国、为民”是他们永恒的生命特质，为时代建功立业是他们终生追求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60多年前，浩浩荡荡的西迁大军为西部带来了东部地区的人员、技术和设备，也奠定了陕西高等教育和工业发展的基础。风云甲子，岁月沧桑，西迁人对国家、对事业的赤胆忠心，令人荡气回肠、难以忘怀。
到西安去为了国家航空航天事业
走在西安市友谊西路上，道路两旁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如伞盖般繁茂。这些法国梧桐是位于南京的华东航空学院1956年整体西迁到西安时，师生们亲手栽种的。
1955年，按照中央部署和西部国防建设需求，南京两所航空学校要迁出一所到西安，与当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设相适应。此时的华东航空学院组建不久，教职工从杭州、上海迁到南京的临时校舍才两年多，从临时校舍搬到新校区也才不到两年。四年两搬迁，安定不久，又要西迁，大多数人没有思想准备。
“当年是寿松涛校长主动请缨西迁的。”今年83岁的沈凤岐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1956年8月的一天，在南京城上空几架飞机盘旋着，飞机上坐着华航的师生和家属代表。为了让西迁的师生、家属再看一眼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空军专门安排了几架飞机，载着大家从空中俯瞰家园。这既是对华东航空学院的纪念，更是向这群航空教育者致敬……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华航搬迁时，教职员工全部迁往西安，一个都不少。5000多名师生、家属、后勤人员只有一个目标——为了国家航空事业，到西安去。从此，这所位于南京紫金山下的航空高等学府，开启了西部大地上崭新的发展篇章。
在随后的岁月里，华东航空学院（到西安后改名为西安航空学院）与西北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整体并入西北工业大学。三脉汇聚古城西安，造就了以航空、航天、航海“三航”学科群为特色的一代名校。
时光无语，前行有痕。西北工业大学的诞生、沿袭、变迁与发展，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血脉相连。这次西迁，使高校与航空航天工业在西部实现了配套，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发展输送了大量“愿意去、留得住、干得好”的尖端人才。
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2016年4月24日——中国首个航天日。就在这一天，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西北工业大学教授、96岁高龄的陈士橹院士因病去世。一颗永远的“航天之心”停止了跳动。
在《剑指苍穹——陈士橹传》这本书中，陈士橹院士的自序这样写道：“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旧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国家科技和工业落后，有国无防，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创痛之深，这些经历成为我选择航空航天作为终生事业的初衷。”
20世纪50年代，为加快新中国建设步伐，我国派遣了大批留学人员到苏联学习科学技术。陈士橹是其中的一员。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陈士橹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需要三年半才能完成的副博士学位论文。1959年，学成回国后的陈士橹肩负起一项新的使命——创建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这是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首批院系。
从航空到航天，一字之别，却是从零开始。在筹建宇航工程系的日子里，陈士橹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办公室忙碌。1959年年底，宇航工程系在西工大成立了。
正当关乎国防事业发展的西工大宇航工程系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面临被撤并的危机。
从没和人红过脸的陈士橹坚决不同意撤并，甚至在学校领导面前拍了桌子。经过陈士橹和学校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加上钱学森的关心过问，西工大宇航工程系得以保留，并发展壮大为今天的西工大航天学院。从这里走出的大批骨干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家航天大发展时期学科建设的主力军，为国家航天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由陈士橹主持和指导的西工大飞行力学专业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今天，创造这段历史的前辈们已是耄耋之年，其中不少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们热爱祖国、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献身航空航天的精神风范，是西迁精神的最好诠释，是新中国航空航天教育史上的壮美篇章，是激励航空航天人勇往直前的永恒动力。
为国争光我们一点不后悔
“我要在科研道路上做出一份成绩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这是1956年3月陈士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是那个时代广大知识分子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真实写照。
1957年，周尧和留学苏联回国之后，响应国家号召，离开故土天津来到西安。在当时高校以教学为主的大环境下，周先生和几位同事在西北工业大学开铸造技术科学研究之先河，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工作，成为西工大铸造专业的奠基人。
谁也想不到，一贯处事谨慎的周尧和，在1959年对大炼钢铁提出了不同看法，结果可想而知。他并非不知道“乱说话”的危害，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信念和原则让他不能不讲真话。虽然他因此受批判、被撤职，受了很多苦，但他坚信自己没有错，始终以德立身、以身立教，用行动坚守他对党的信仰。
2015年12月，正值西北工业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大幕开启，周尧和拿出一辈子的积蓄100万元捐赠给学校，希望用来支持和奖励为西工大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教师。他留下的，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
在宝鸡，“支内”是秦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原秦川机床厂）老一代西迁人孙承华、彭启勋、徐鸿兴、王卓然到现在都难以忘怀的一个词。
1965年，按照国家部署，上海机床厂齿轮磨床车间、铸造车间、液压车间的半数人带设备陆续西迁至陕西宝鸡，支援大西北建设。
“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宝鸡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我们有一颗红心，积极响应祖国号召。”82岁的彭启勋至今乡音未改。
孙承华的老伴也是当年从上海西迁过来的，她说：“对我们来说，最难过的是生活关、饮食关。”
“我第一次见到玉米面发糕还以为是黄面包，吃了一口才知道是粗粮。”王卓然老人笑着说。
“我们一点都不后悔。我们是为国家干活、为国争光，是为党工作的人。”徐鸿兴由衷地说。
位于秦岭深处的067基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先后遭遇了3次特大洪水灾害的侵袭。在灾后重建中，曾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你住哪里？”
“我住新家坡！”
原来，这个“新家坡”是基地在洪灾过后为职工临时搭建的房子。因为新房子建在高高的山坡上，被职工们形象地称为“新家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很多享有盛誉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当年就住在“新家坡”。
洪灾没有击垮这群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他们提出“自己干，三不变”即研制任务不变、研制经费不变、交付产品的周期不变的豪言壮语。
于是，在一片汪洋、满目疮痍中，他们用双手在泥沙和乱石间刨出设备，用最快的时间恢复了研制工作和生产任务。
因为有了这群人，在秦岭深处的28年间，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中国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基地反而愈发壮大，为我国航天液体动力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群创造奇迹的人，以他们对党、对祖国、对事业的无比忠诚，成为西迁精神的践行者。
服从命令工作需要是使命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是在瑞金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李白，而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
这所血液中流淌着红色基因的大学，是我党、我军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自1931年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在瑞金成立，学校以缴获的半部电台为教具开始了光辉的办学历程。长征开始后，学校师生跟随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在长征路上办学。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学校在延安办学。在解放战争中，学校又紧紧跟随解放军胜利的脚步，先后转战河北获鹿、张家口。虽几经搬迁，学校仍为党和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通信技术人才，使红色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
1958年，为推动国防事业的发展和支持大西北建设，学校广大师生又打起背包、登上军列，唱着军歌一路西进，从张家口迁校至西安。
当时从张家口到西安要走1500余公里，需要西迁的全校教职员工及家属近4000人、各种物资设备近千吨。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学校把这样大的摊子全部迁到西安，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硬是做到了教学、迁校两不误。
老教授刘嘉相说，1958年开始搬迁时，学员乘坐军用专列历时3天来到西安。到达西安后，全体学员徒步行军，在大街上迈着整齐步伐走到新校址。
“我们一路走来虽然很辛苦，但全校师生毫无怨言，坚决服从军委决定，一路欢唱一路行。”刘嘉相说。
当时操场尚未平整，道路也未修建，不少教学设备还没有安装好，几十万册图书要开箱上架。为了保证按时开课，大家放下背包，自己动手，在西安开始了新的征程。
老教授蒋炳煌回忆道：“我们学校经历过长征精神的洗礼、延安精神的滋润，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如果把党比作母亲，西电就是吸吮母亲乳汁长大的孩子。红色基因是西电最鲜明的特点。”
60年一路走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为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重要力量。从研制第一台气象雷达、第一套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第一台可编程雷达信号处理机、第一台毫米波通信机、第一套三坐标相控阵雷达等全国多个“第一”，到牵头承担“973”“863”等多个重大项目，再到参与预警机、探月工程、中国天眼FAST、航母雷达等多项重大工程，展现了西电人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使命担当。
“西电人血脉中流淌着忠诚、坚韧和担当的情怀，‘姓党、爱国、为民’是西电永恒的生命特质，更是西电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前进动力。”西电党委书记郑晓静院士说。
六十年栉风沐雨，六十年春华秋实。这份情怀和特质深深激励着一代代西电人、成就着一代代西电人，也为西迁精神注入了属于西电的“红色电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