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用电气（GE，GeneralElectric）在2011年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我国真正深入研究并推动工业互联网战略，则在2016年左右，通过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形成了系统的认识，并建立了政策引导及支撑体系。
工业4.0研究院对中美技术概念的评价
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把国际范畴的工业互联网界定为IFPM（2-4）。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告诉笔者，我国工业互联网应包含智能制造，界定于2-5是合理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工业互联网恐怕应在1-5之间，涵盖范畴比较广泛。
为了进行国际交流，吸纳国际先进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中国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进行比较，能够更好推进相关工作。
由于美国GE最早提出“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Internet）概念，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当时的背景和认识。工业4.0研究院分析显示，GE在2011年引入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制造科学家等新头衔，希望借此改变金融危机后GE业绩增长不振的窘境。
时任GE首席经济学家MarcoAnnunziata布道工业互联网
经过一两年的探讨，MarcoAnnunziata等人对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有了思路，那就是从“物联网”寻找答案，但GE不能干“新瓶装旧酒”的事情（是不是读者自行判定），通过瞄准“省钱”这个主题，构建了一套“制造模式”升级的逻辑，并落实在平台和杀手级应用组成的工业互联网生态。大家都清楚，GE的平台就是Predix，杀手级应用即为APM。
MarcoAnnunziata为了推广工业互联网概念，专门到当时时髦的TED平台上做了一个12多分钟的分享，题目为WelcometotheAgeofIndustrialInternet，展示了美好的工业互联网时代愿景。虽然GE提出了新的概念“工业互联网”，但物联网行业人士认为这就是“物联网”，而不是一个新物种。
美国市场力量较为均衡，行业专业化分工明显，处于不同优势领域的巨头虽可以牵头发起各种组织，但是否可以走到最后，还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进行运行。
GE作为工业巨头，在制造领域积累比较多，但成立GEDigital之后就遇到了业绩下滑的困境，对继续推进工业互联网基本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思科作为跟华为类似的电信巨头，虽然牵头搞了开放雾联盟，但由于缺少类似MarcoAnnunziata的明星人物，最后该联盟被迫在2018年并入了工业互联网联盟。
除了上面提到的私营企业各自发起的联盟，当时奥巴马政府还被游说启动了美国制造创新网络（初期为NNMI，即NationalNetworkforManufacturingInnovation，后来改为ManufacturingUSA），其中有智能制造联盟、数字设计和制造研究所等国家支持的制造业创新中心，GE主要参与了数字设计和制造研究所相关工作，因为该机构由美国国防部支持。从各种迹象来看，GE当时考虑利用数字制造方面的积累，同时介入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自己主导的联盟，获得有名有利的双丰收。
随着GE内部领导人更换频繁，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缩水等“噩耗”频传，GE主导工业互联网工作的人员开始被优化。工业4.0研究院曾在2015-2017年期间每年都跟来自美国GE总部的专家进行常态交流，但后来再也看不到他们活跃的身影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比较清楚。GE人员在工业互联网联盟逐渐被淡化，新掌控联盟主导权的人员开始以英特尔等背景人员为主，他们主要围绕物联网概念推进其解决方案，截止到2018年，工业互联网联盟的主要基调开始转向“工业互联网就是（工业）物联网”。
到这个时候，美国工业互联网作为一只独立力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存在感。在2019年底工业4.0研究院撰写的《全球工业4.0研究报告（2020）》中，不太提及美国工业互联网这股力量。
当我们回顾我国工业互联网这只力量，从201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之后2年多时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非常迅速，这可以从工信部信通院发起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AllianceofIndustrialInternet）和2019年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成立等事件中窥得一斑。
第一，工业互联网的理论研究。虽然工信部组织下属研究机构对此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并通过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帮助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但全方位梳理和分析工业互联网体系，仍然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工作。为了进一步推进工业互联网战略，工信部设立“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以便集中把工业互联网做深做实。
笔者认为，工业互联网理论研究问题应涵盖多学科视角。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看，我国相关研究过于局限技术自身的创新，产业经济学家参与度不够，更别说反垄断法律和政府治理相关力量加入。如果让部分产业经济学家参与工业互联网理论研究工作，甚至于让一些社会学家承担一些研究工作，相信更有助于我国工业互联网良性发展。
第二，工业互联网的开放性。行业人士在对比我国工业互联网跟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相关概念的时候，通常没有考虑工业哲学。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专家们认为工业4.0、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等概念大同小异，这看似有利于建立共识，但实则不利于深入探讨其本质逻辑和运行规律。
工业4.0研究院在《全球工业4.0研究报告（2017）》中指出，美国崇尚开放式创新，德国固守高度集成，日本更钟情于自动化，在评判中国的工业哲学时，我们提出了兼收并蓄的看法。
由于我国制造业规模大、种类多，各个区域、各个行业及各个企业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向及模式比较多，存在较多“流派”比较正常。不过，随着我国聚焦工业互联网来牵引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那么就需要给工业互联网设定较为宽容的范围，不宜一刀切，也不适合对某些特定领域提供过多的支持。
从2019年工信部发布10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引起的讨论来看，把电信、航空航天及机械背景的大企业纳入到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有可能挤占中小企业发展空间，不利于颠覆性创新力量出现。
事实上，我国目前应用的工业互联网大都采用美国提供的软件，即便是大家在建设核心平台的时候，大都利用CloudFoundry、OpenShift和Kubernetes等平台性开源软件，这给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带来潜在的挑战。如果我们不着急确定“赢家”，让中小企业去“抢占”创新制高点，这样的“新领地”会激发更大程度的创新活力，有利于我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力量崛起。
第三，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既然我国已经把工业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解决长期发展的难点和痛点就必须加以考虑。除了前面提及的开源工业互联网问题，还存在标准体系、工控系统等议题。
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对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大局不会有太大影响。
如果我们认为工业互联网体系涵盖智能制造，工控系统就是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了。从工业4.0研究院调研情况来讲，我国在通用工控系统领域竞争力并不强，虽然在IEC61131-3工控系统上有了一些替代方案，但在分布式工控系统IEC61499等应用方面则缺乏足够的产业化准备，这极有可能给我国未来10年带来新的挑战。
总而言之，中国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虽有相似的初衷，但发展至今，美国工业互联网已经式微，我国工业互联网如火如荼，处于各方力量共同推进的阶段。从长远持续发展来看，目前还存在理论研究、开放性和基础设施等议题，需要行业人士共同努力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