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聊城肿瘤医院门诊大楼往院子里面走，最里面是住院部，一楼的肿瘤病房非常安静，病房门口贴着负责医生和护士的名字，有病人三三两两坐在病床上看电视，一位老人告诉界面新闻，她是陈宗祥医生的病人，不过并不知道为何这几天没有来查房。
实际上，肿瘤医院进门口张贴的专家介绍上已经找不到陈宗祥医生的名字。“这两天刚换的。”一位陈宗祥的同事告诉界面新闻，“如果不做医生太可惜了。”
肿瘤医院有两个肿瘤病区，由于陈宗祥所在的病区副主任比较年轻，现在每天由另一个病区的主任代为查房。主任通常是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帮病人制定诊疗方案。
2月25日，山东新闻联播“今日聚焦”节目，播出了一则名为《肿瘤医院主治医生开出高价抗癌假药?聊城市民投诉无门》的新闻。
紧跟着2月26日，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关于陈宗祥医师建议患者使用'卡博替尼'药品的情况通报”，对陈宗祥医生给予责令暂停一年执业活动的处罚。
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也做出回应：“我们连夜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查，发现前期对两高的司法解释相关条款理解有偏差，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对于案件的侦办情况，我们会适时向社会予以公布。”
在网络上，有网友把此事评价为现实版的《我不是药神》，认为“卡博替尼”虽然界定为假药，但并非是药品成分为假药，只是因为该药尚未中国上市，按照现行法律界定为假药。医生介绍一种药，吃不吃选择权在于病人，不应该被追究责任。
开“假药”的医生？是药神，还是不负责任开假药的医生，所有争议开始于一张写有“卡博替尼”药名的医嘱单。
根据山东新闻频道的报道，王玉青的父亲在聊城市肿瘤医院治疗期间，主治医生陈宗祥给推荐了一款名为“卡博替尼”（CabozantinibTablets）的抗癌药，并将药名写入医嘱单。
据医嘱单显示，2018年7月23日16时32分的医嘱中写着“卡博替尼60mgpoqd”，医嘱单上还有医生签名和护士签名。
王玉青从陈宗祥医生推荐的第三者手中买到两盒“卡博替尼”，每盒1.3万元，药品是印度生产的。但其父亲服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呕吐、厌食等反应。
她到济南、北京的大医院咨询后，被告知此款抗癌药不能服用，于是停药。2018年11月，王玉青的父亲去世后，王玉青把买来的“卡博替尼”送到当地食药监部门鉴定，鉴定结果显示是“假药”。
王玉青认为，病人不是专业人士，医生给什么建议就听什么建议。医生应该为此负责。之后，王玉青开始了维权道路。包括走访药监局、卫健委、公安局等部门，也曾经在肿瘤医院投信访办公室投诉，找过医疗安全管理办公室，还闯过会议室。
网上对于lucius这个牌子的药物，不少人评价不高，有人质疑其为空壳公司。陈宗祥对于这一切是否知晓也不得而知。
界面新闻在聊城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得到的说法是，该案目前审理中。
不过，一位卫健委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在2月26日处理结果通告后，王玉青再次前往卫健委，表示对于目前的处理结果仍不满意，仍按照之前的要求吊销陈宗祥医师证。
病人专程送大戏表示感激的医生不过并不意味着医生们没有自己的看法。
“据我们了解的，陈医生是那种全心为病人着想的人。“
不少医生都提及一件事情，有一年，有位得了肿瘤、一直在陈宗祥处看病、又活了16年的老先生，因为感激特意请了向阳艺术团来医院小广场演了一台戏，这么多年来，病人给医生请大戏，整个聊城也就这一次。
一位医生介绍，聊城肿瘤医院属于二级甲等医院，比同时的人民医院等三级医院报销比例高，肿瘤病人往往又是多年吃药治病，负担很重的，所以不少人，尤其家庭困难的会选择到肿瘤医院来治疗，还有在北京等地拿到医疗方案，回到聊城，治疗方案一样，就会选择在地方治疗，费用少、且方便。
陈宗祥因为擅长恶性肿瘤，他的病区人数总是更多，很多病人慕名而来。很多时候被辞医的患者很绝望，陈宗祥都会说，别担心，我来试试。很多北京上海大医院不收的病人，回来也是找的陈医生。
根据公开报道，王玉青的父亲也曾经碾转北京等大医院，患者实际病情为肺癌、膀胱癌并多发转移，其中膀胱癌曾在中国解放军总医院经过两次手术治疗，膀胱灌注治疗及多次化疗，亦曾使用尚未在国内上市的PD-1抑制剂纳武单抗（俗称O药），及未曾在膀胱癌进行系统临床研究的阿帕替尼，但病情仍持续进展，最后回到聊城，托人找到陈宗祥。
吃了第一瓶药效果好，并表示感激，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不然也不会买第二瓶了，”一位医生说，“奇怪的是，患者第一次去看病，（王玉青）就开始录音了。”
微博认证“烧伤超人阿宝”在微博中写道，经向陈宗祥家人以及医院内部人士了解的情况，患者的女儿再次来找医生，说自己买不到这个药，陈宗祥知道有个老年患者用这个药，就把家属电话给患者的女儿。那个老年患者正在做化疗，看王某的病情比较急用，就把自己手里的那盒还没用的药给他先用，后来知道是13000块钱。
而目前公安方面调查的关键或许也正是陈宗祥在其中是否参与牟利。
给不给建议？这是医生的选择一位卫健委内部人士解释，从《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来看，陈宗祥医嘱上开这种卡博替尼，属于开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药品、消毒剂和医疗器械，应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2月26日，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调查情况认定，医生陈宗祥在对患者王合禹临床治疗过程中，个人私自向患者家属建议使用了未经国家批准生产、进口的“卡博替尼”药品，违反了《抗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聊城市传染病医院(市肿瘤医院)相关人员负有监管责任，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卡博替尼”药品按照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CabozantinibTablets60mg的认定意见书》，应按假药论处。
根据患者王某的病情，陈宗祥建议使用“卡博替尼”是否合理，这还需要专业人士去解释。
不过，对于山东新闻定义为“开假药”的说法，很多医生都表示成分为假的假药和这个事件中的假药不是一回事。山东新闻频道直接用了假药，且不加解释，造成民众很大误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进口，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依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
而卡博替尼，正是属于尚未被批准在国内上市的情况。
卡博替尼是由美国Exelixis生物制药公司研发。目前FDA已经批准其用于复发难治的晚期甲状腺髓样癌和索坦治疗失败的晚期肾癌。
在美国，使用卡博替尼2018年一个月的费用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印度产的卡博替尼便宜很多。
界面新闻几经周折联系到一位印度药贩子，得到了关于此次事件中药品卡博替尼的报价，lucius品牌的40mg30片的8500元，60mg30片的1.2万元，不同进口人价格也会有差异。据这位药贩子表示，美国正版的在印度也很贵，所以也有很多人买这种仿制药。
微博认证“乳腺科医生”，焦作市人民医院乳甲科医生朱涛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世界公认的肿瘤专科排名第一医院）这样的医院看病，而且肿瘤后期患者也没有精力坐长途飞机折腾去海外看病。
“现有药物和治疗手段没有希望了，医生要不要告诉患者，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选择？”朱涛表示，推荐了，按执业医师法，未通过适应症的、未获批上市的，都是违规的。但是有时候，有的药目前还没有通过适应症，但若干年后证明适应症合适，可是病人等待不了。要不要推荐？
陈宗祥：谢谢关心据一位接近卫健委人士透露，省卫健委下了通知排查医嘱中开药的情况，根据最新上报的情况，肿瘤及其他医院存在这些情况。
朱涛透露也承认，这其实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或多或少都介绍过国外的药，新的治疗方案，比如乳腺癌的赫赛汀，没有进入医保之前，吃得起的人太少了，乳腺科的医生也可能会推荐印度的仿制药。“肿瘤患者的生命是以数月计算的，等不起。”
个人购买印度药充满风险，使用剂量没有经过严格科学实验、没有专业的用药指导方案，此外，由于渠道不透明，大多数网上的交易中，患者难以追溯流程，甚至无法确认药物到底是不是正规药厂药房购买而来的。
媒体报道中也提到过某些印度药贩子用淀粉片充当所谓印度抗癌药卖给患者赚取巨大利润，还有中国的化工厂偷偷向印度出口原料药物，包装成印度产抗癌药后又销回中国。
但现实生活中，正如《我不是药神》所演，有很多患者把这种仿制药当作救命药。界面新闻接触到的这位卖药人，在朋友圈晒出了大量交易记录的好评来证明产品的质量。
界面新闻采访发现，不少医生都认为，印度药采购存在的根源一是买不到药，二是买不起药。
由于中国在新药研发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已经在国外上市的新药要进入国内通常也要晚5-6年以上。
根据国家药监局2018上半年公开数据，近十年来，在美国、欧盟、日本上市的新药有415个，在中国上市的76个，201个目前正处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和申报阶段。
另一方面，昂贵的原研药与仿制药的价格差也是患者选用仿制药的理由。
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显示，中国今年将批准约50种药品，这个数字比过去十年批准的总数还要多。虽然近年来从优先审评，到抗癌药降零关税，去年10月份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创新药加速上市和降价已经成为常态，但相对于患者需求，仍然还有一定差距。
有医生用存在即是合理来形容这种现象。
《我不是药神》的原型人物，陆勇2014年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期间，几百名名白血病患者曾联名写信，请求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最终司法机关宣布免除陆勇的所有刑事处罚。
根据2016年最高检《关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的行为，以及病患者实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制售药品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
在给界面新闻的回复中，陈宗祥医生没有再谈自己的经历，只是表示“谢谢关心，政府会给我们公道的。”
